从动物崇拜到灵物信仰
从原始宗教信仰的发展阶段来看，动物崇拜晚于自然崇拜。红山先民的动物崇拜表现在许多方面，就种类来分有鸟、猪、狗、鹿、鱼、龟、蝉、不知名禽兽等多种。就表现形式来分有纹饰、玉雕、陶塑、个体祭祀等方面。
(一)鸟
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鸟的形象和饰物，最早在小山遗址尊形器上出现了造型生动的鸟首形象。“鸟形首上有冠、圆眼，勾形长喙”，“作引颈展翅高飞状”［41］。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出土了1件玉鸟，“鼓脊宽尾，形状似鸟”［42］。东山嘴遗址出土有1件玉，原发掘者称为“形松石饰件”，绿松石质。“作展翅形，在绿松石面上用细线雕出的首部及翅尾部的羽
毛”［43］。胡头沟红山文化墓中出土有玉鸟1件，“仅具正面展翅鸟形，无细部加工”。从形制上看，应是一件未完成的玉。同时又出土玉2件，“正面展翅形，背面都横穿一孔”［44］。此外还有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到2件玉，福兴地出土玉鸟1件。总计目前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鸟形玉饰已达8件，明显定为形的有5件。另外，北票丰下遗址中出土的玉牌，实际上也是一件未完成的鸟形饰
物［45］。陶器中的鸟形饰也屡有发现。石棚山遗址出土了一件造形生动的鸟形壶，“短尾，斜背，昂首张嘴，尾端7个小孔，原来插有羽毛。头顶和颈部分别绘有三道或一圈黑彩带，凹下去的一双黑彩圆眼生动逼真”［46］。有人将该鸟形指为玄鸟(燕子)，认为鸟形壶的形象为“雏燕吞
食”［47］。时间更晚的赤峰四分地东山嘴遗址也出土了陶器上的鸟形饰，“昂头翘尾，实体，黑灰色”［48］。处于燕山地区红山文化区域边缘，与红山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北京平谷县上宅和北稔头两处遗址中都出土了陶制鸟首形器。上宅遗址中出土了陶制鸟首形镂孔器，原发掘者推测应为用于祭祀的器物，同时还出土了石鸟形饰件［49］。北稔头遗址出土了1件陶制鸟首支架形器，原发掘者“推测是一种祭祀用的器物，而非日常生活实用器”，“根据出土的鸟首支架形陶器，推测他们可能将鸟作为崇拜物而进行祭祀活动”［50］。这些材料说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的先民曾经有过狂热的鸟崇拜。
数千年前，西辽河流域遍布着温带森林［51］。温暖湿润的森林环境吸引着各种鸟类栖息在这里，客观上提供了拜鸟的可能。对于从事农业的红山文化先民来说，鸟类有着特殊的意义。鸟类特别是益鸟对农业的丰收关系很大，益鸟可以消灭或控制各种农作物的害虫，自然也就成了农作物的保护神。据估算，1000只群栖的鸟每月可吞食22吨蝗虫。其中(猫头鹰)尤受青睐，推测不外两点原因：一方面是鼠类的天敌，兼或捕食大型昆虫，对农作物有很大的保护作用。古人谓“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52］。道理就在于它们的有用性。另一方面，鸱外形奇特，面目狞厉，尤其是其活动规律不同于一般鸟类，昼伏夜出，其飞行悄无声息，叫声凄厉可怖。直到今天，民间犹视其叫声为不祥之兆。出于对它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人们不得不奉之若神。
(二)猪
猪的形象在红山文化遗址中也是一再出现。1979年在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出土了一件精致的猪头玉饰，为双猪首连体形，“两端雕刻两个大耳，长脸，噘嘴，形象生动”［53］。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也出土了“玲珑剔透的猪首玉饰”［54］。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到的石兽也是石猪形象，其兽头形饰则酷肖猪首形象［55］。除玉、石制品外，陶制品中也出现了猪首形象。小河沿文化南台地遗址的房址中出土了造型生动的陶塑猪头，“大耳、长嘴、小眼”［56］。上宅遗址中出土的陶塑猪形象，“仅存头部，颈以下残断。头形瘦长，双耳较小而向背，拱嘴较长，两侧刻划獠牙一对”［57］。
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出土的众多形制相近的猪形玉(猪龙)作为先民创造的灵物形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不管人们对它的用途作何理解，灵物本身明显是猪崇拜发展的结果则是无可置疑的。
1992年第五次兴隆洼遗址的发掘取得了新的成果，据报道，在一具女尸的左右发现了两具完整的猪骨架［58］，这是迄今为止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发现的整猪殉葬的第一例。兴隆洼文化的年代距今7000余年，这说明红山文化先民的猪崇拜源远流长。
(三)狗
狗的形象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现较晚。小河沿文化南台地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陶塑狗头，“头顶划二道黑彩，张嘴，直耳”。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距房址F1较近的圆形灰坑西部发现一具狗骨架，下面倒放两件完整陶器：一件是双耳红陶罐，另一件是筒形瓮。原发掘者指出：“根据狗骨架分析，灰坑的形成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59］但灰坑内未发现其他遗物，这就使这只狗成了惟一可能的祭祀对象。
(四)鹿鹿的形象曾在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器上出现。“鹿首灵物生扁菱形眼，长角分叉，桃形耳，前肢有偶蹄”［60］。更早的兴隆洼遗址虽无鹿的形象，但在其房址、灰坑、围沟中发现有较多的鹿骨堆积。说明兴隆洼时期狩猎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比重，鹿崇拜也主要产生在这一时期。在以后的红山文化各期遗址中均未发现与鹿相关的遗迹，这或许表明狩猎业已逐步自其经济生活中退出。
(五)鱼胡头沟红山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鱼形饰，原发掘者称为“鱼形坠”。绿松石质，“鱼形，有鳍、尾，头部穿一孔成目”［61］。从其出土于死者头骨附近来看，应为挂在颈上的玉饰，或许死者生前从事捕鱼业，佩此玉饰的目的在于祈求捕到更多的鱼。红山文化遗址中不少地点出土有网坠，证明近河居民曾从事捕鱼业。
(六)龟玉龟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比较精致的一种。胡头沟墓葬中出土了两件玉龟。一件颈前伸，龟背近椭圆，无其他细部表现，腹面正中有一竖脊，脊中横穿一孔；另一件头部微缩，雕出目、口、爪等细部，龟背略鼓起，近六角形，无纹，腹面有一对穿孔［62］。据报载，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中出土了“惟妙惟肖的碧绿色玉制乌龟壳”［63］。平谷上宅遗址中也出土了小石
龟［64］。龟耐饥渴，能长寿，或许先民崇敬龟是希望自己能够具有龟的坚忍品格和强大生命力吧。
动物崇拜的不断发展，原始人思维的日益进步，使人们不再满足于崇拜某一种具体动物的本能，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幻想集几种动物之灵性于一身的更高级的灵物出现。尽管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这种生物，但先民却可以通过想像把现实的动物某一部分按需要集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神灵。这表明动物崇拜的高级阶段——灵物崇拜阶段已经到来。猪龙便是红山文化先民灵物创造的杰作。
多年以来，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曾采集到为数不少的兽形玉，形态酷似猪首、蛇身，全身蜷曲呈环形。牛河梁玉猪龙出土后人们发现，所谓兽形玉就是猪龙的前身。除玉猪龙外，牛河梁还出土了陶制的猪龙吻，说明猪龙崇拜已不是个别现象，实际上这种猪首蛇身的灵物形象早在距今7000余年前的小山尊形器已经出现。这是西辽河流域已知最早的猪首蛇身的灵物形象。根据其形制演变，大体可以归纳出如下发展序列：小山猪首蛇身像——各地采集到的兽形玉——牛河梁玉猪龙——三星他拉玉龙。从时间上看，至少经过了2000～3000年的岁月才完成了由猪到龙的演变。这是红山文化先民在中华民族龙文化创造工程中的一份独特贡献。
前面提到，猪、龙(蛇)都是中国古代自然崇拜中的雨神形象。猪龙融猪蛇形象于一身，作为雨神崇拜的形象是最合适的。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类玉器，非实用器，其大型器也非一般佩饰，当有其特殊用途。”［65］联系双龙首璜形玉在东山嘴祭坛的出现，我们推测，这类龙形玉当为雨神象征，因而经常受到先民崇祀。
除猪龙、龙外，小山尊形器上的鸟首蛇身形象也应是先人创造的灵物。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出土的淡褐色玉雕凤首［66］，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遗址“女神庙”中出土的大型禽爪残
块［67］，似乎在暗示人们，这里曾崇祀过更大的陶塑飞禽。或许，它就是红山先民所创造的百鸟之王——凤的形象吧。
动物崇拜发端于自然崇拜阶段，同样以万物有灵观念为其思想根源。不少研究者将红山文化先民创造的各种动物视为先民的图腾动物，认为是图腾崇拜的遗迹。实际上，图腾崇拜理论是以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学资料为基础提出的，有其特定的含义及理论界定。1990年法国人类学家雷诺在归纳、总结以往的图腾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图腾信仰的12条标准［68］，而要衡量、判别某一种动物崇拜是否属于图腾信仰必须以翔实的文字材料或实地调查材料为基础。因此，研究史前居民的动物崇拜现象不宜套用图腾理论。图腾崇拜是以民族为单位，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图腾。我们尚且不能判定史前时期某一地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民族、部落抑或部落联盟)，甚至还不能判定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早期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又怎么能指定某一动物形象为某一地区先民的图腾呢?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红山文化先民曾经有过图腾信仰，而是说目前的资料使我们从图腾信仰的角度开展研究，动物崇拜与图腾动物信仰有许多共同点，但远不能等同起来。从发展的角度看，图腾崇拜脱胎于自然崇拜，图腾动物信仰是动物崇拜不断发展提高的结果。动物崇拜远较图腾动物信仰广泛得多，红山文化先民崇奉的动物很多，有陆上动物、水生动物以及飞禽等等，且往往是不同的动物形象伴生出土。从图腾信仰的惟一性和排他性考虑，很难确定哪一类动物为其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