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神崇拜
土地崇拜是原始宗教中的普遍现象。因为土地是人类活动的舞台，生存的基础。土地可以生长万物，给劳动者带来丰饶的收获。原始的地神崇拜与后世的土地神崇拜不同。从崇拜内涵看，前者崇拜土地的自然属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后者则是崇拜土地管理者的权威。从崇拜形式看，前者通过巨石崇拜来表现，后者则表现为修建土地庙、奉祀“土地爷”。东山嘴巨型石砌建筑基址作为红山文化先民留下的祭祀遗址已成定论，而其中方形基址中的组石建筑更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其成组的石堆和立石，分布对称，石条加工和摆放十分规整，一律向东北方向倾斜。这些都说明它们具有特定的含义。有人认为“长方形的祭坛，应是祭祀地母的场所”［16］。还有人认为东山嘴遗址是古代社崇拜的遗存［17］。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以巨石作为土地象征加以崇祀在中外的史前和文明史上都屡见不鲜。据称在徐州附近铜山县的丘湾，发现了相当于商代殷墟时期的以石头作为地母神祭祀的遗址［18］。在地理条件相似的环太平洋其他民族中也存在相似的石构建筑。如日本发现了许多绳纹时代的遗迹，据认为“石构遗迹进行祭祀的对象是与全部生产活动有关的。有的祭祀企求从大地上获得丰收，也有的献上动物作为供奉，企求在狩猎时获得成
功”［19］。在朝鲜半岛上立一块巨石作为土地神的习俗也至少沿袭到中世纪［20］。从民族志的材料看，国内不少民族都存在通过巨石崇拜表现其地神崇拜的现象。如贵州的布依族和西双版纳的傣族就有祭祀巨石的活动，“其传说的实质都是巨石(石社)崇拜，与农业耕作与土地神崇拜有直接关系”［21］。湘西苗族每寨有土地堂一所，专祀土地神。土地堂用岩板或石块砌成。全寨每逢年节或初一、十五均祭之［22］。联系红山文化先民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举用大规模的地神崇拜是很自然的事情。
(五)山丘崇拜
巍巍山岳是大地上兀然而立的庞然大物，上接之天，足以令先民产生景仰之情。山与原始人经济生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山中隐藏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和植物，百兽出没。红山文化先民生活的辽西地区为典型丘陵地带，山丘众多且造型奇特，如赤峰红山，险异的造形、赭红色山岩都给人以一种神秘感，现已发现的红山文化的祭祀遗址和墓葬地无一例外都选择在山梁高地、山嘴和面对高山临风的地方，这本身就反映了先民的山岳崇拜意识。
(六)石崇拜
人类步入石器时代后，岩石成为原始居民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基本材料。在当时，石是所有材料中质地最为坚硬和惟一能够长久保存的材料。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红山文化先民对石有着特殊的偏爱。其祭祀遗址以石构筑，高大的积石冢以石建筑，棺以石，椁以石。并在用石、崇石俗尚的基础上创造了色彩斑斓、别具一格的玉器文化。
(七)水崇拜
红山文化陶器上出现的各种涡纹，特别是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出土的大型祭祀陶器——彩陶筒形器，多数都绘有鱼尾式涡纹［23］，明显反映了人们对水的崇拜。
(八)火崇拜
火被许多民族视为光明、洁净之神。火可以烧熟食物，还可以取暖、驱逐野兽，因此普遍成为初民的崇拜对象。在城子山遗址中发现一座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房址，屋内东南角发现一片长0.8米、宽0.5米的红烧土面。奇怪的是“室内未发现柱洞和其他遗物”［24］，不像生活用房址，但却与火有着特殊关系。火崇拜还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牛河梁遗址中“女神庙”主室“填满了红烧土块”，特别是“女神头像四周堆满红烧土块”［25］。这方神圣之地或许也经过了火神的净化。小河沿文化石棚山墓葬“墓口多经火烧，并在填土中普遍发现红烧土块，有的骨架部分烧成黑
色”［26］。这很可能是出于延请火神驱除鬼魅，以便祖先魂灵得以安居的认识。
(九)雨神崇
拜雨对从事农业的红山文化先民来说关系至为密切。无雨则旱，会导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淫雨则涝，作物和果实甚至会被洪水席卷而去。中国远古传说“神农氏理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27］。反映了古人对雨的冀望。据研究，雨神形象主要有4种，即龙(蛇)，猪，蛤蟆(青蛙)和人形化的雨师［28］。巧的是龙与猪的形象多次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从较早的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存到较晚的东山嘴、牛河梁遗址都有。其作品形象从图案纹饰到陶猪、玉猪龙兼备，并经历猪—猪龙—龙完整的发展演变阶
段［29］。研究者多将猪、龙形象视为红山文化先民的图腾标志，相比之下，解释为雨神象征也许更为合理。猪在古代传说中曾作为雨神出现。《淮南子》记载了后羿“禽封于桑林”的传说。高诱注云“封，大豕。楚人谓豕为也”。关于这一封的职能，大体有两种看法。一为淫雨之神，丁山认为“羿禽封”，即杀淫雨之神［30］。二为水神，闻一多主张封即河伯(河神)［31］，孙作云也主此
说［32］。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承认猪与雨、水有神秘的关系。龙更是传说中的司雨之神。《山海经》说应龙蓄水，古人每逢旱灾便祀龙求雨。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还出现了与雨神密切相关的虹神象征——双龙首玉璜。据研究，甲骨文的虹字为象形字：中间弯曲如弓，以象征虹，两端各有一龙首。陈梦家说：“卜辞虹字为两头蛇龙之形。”［33］东山嘴方形祭坛内出土了一件双龙首形玉饰，“璜形，一面雕纹，另面无纹饰，中部对穿一孔。雕纹为两端各作一龙首，较长，吻向前伸，上唇翘起，口微张，目作菱形框，身饰瓦沟纹样”［34］，如果以双龙首璜形玉饰与周代青铜器上的虹霓纹及汉代石刻中的虹霓形象作一比较，就可以确认所谓的璜形饰就是玉制的虹神，是雨神崇拜形象之一。推而广之，凌源三官甸子出土的双猪首玉饰也应是此类崇拜物。
经过漫长的时期，当人们将所崇拜的天地间万物的个体逐渐加以归纳和抽象时，对天地进行整体崇拜的观念随之诞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35］，人们或者将几种崇拜对象综合在一起以祭祀，或者提取其中的一种来代表天或地加以崇拜，天圆地方的观念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东山嘴的圆形祭坛、方形祭坛成组出现、配套使用，牛河梁积石冢有方有圆，很可能就是这种整体意义上天地崇拜的结果。从具体的自然物(自然现象)到整体意义上的天地崇拜是自然崇拜发展的两大阶段，天地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巅峰，同时自然崇拜也走到了尽头。因为与此同时，自然崇拜已经与动物崇拜、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并逐渐由原始宗教信仰的主角退为配角，让位于更高一级的崇祀对象。
比起天地山川崇拜，工具崇拜显然是原始信仰不断发展的结果。因为从本质上来看，人们崇奉的不再是与人对立的自然力，而改造自然的工具是力量，工具是原始人改造自然的结果，又是人们战胜大自然的武器，实际被崇祀的是人自身的伟力。
红山系列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工具崇拜——石斧崇拜。东山嘴祭祀遗址西翼石墙基叠压下的房址F1中，“东墙小部向外突出，做成一个十分规正的长方形坑。坑长110厘米，宽80厘米，台面抹平，甚光滑。坑底深于室面40厘米，略呈锅底状，内填压一层小石块和黑灰烧土。坑内北端置一石斧，磨光甚精，刃部向正南平卧，不像是作为一般工具使用的”［36］。原发掘者认为，“此方坑应不仅是一般的灶址或取火坑，是否还含有祭祀有关的意义，尚待进一步分析”［37］。审慎地指出了石斧作为祭祀对象的可能性。无独有偶，在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的莎木佳和黑麻板遗存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莎木佳祭祀遗址环形石圈的土丘顶部，发现两件磨制石斧，斧身平卧，大部埋于土中。在相距不远的阿善祭祀遗址的土筑大型建筑物台基上及周围的乱石中拾到5件磨制石斧和1件磨制石杵［38］。在“陶器纹饰和形制特点均具红山文化风格”的辽宁康平县赵家店村古遗址白沙沟遗存的墓葬中采集到的石斧，也被认为“似为冥器”［39］。这类石斧、石杵出土在祭祀遗址或墓葬中，放置有一定的方式和方向，甚至还拥有专门的祭台。说明新石器时代的某一期确实存在过工具崇拜。至于为什么会崇拜石斧，还须从石斧与原始人的关系中寻求答案。对原始人来说，被作为崇拜对象的东西必须是与人自身利害相关的东西，或者是依赖物，或者是恐惧物，或者是兼而有之者。红山文化先民从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体会了石斧的超自然功能，它既可以砍伐树木、改造自然，又可以作为武器使用，杀伤敌人，在新石器时代所有工具中最具威力。先民认为其安全与福祉得益于石斧，自然产生了对它的崇拜。石斧被作为“神器”供奉，这与文明时期某些部族供奉刀枪等神物的意义相近，都是作为保护神来看待的。另一方面，石斧是由石头加工制成的，石斧崇拜也可视作自然崇拜(石崇拜)的延伸和发展。
在时代更早的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中发现了别具一格的穿孔斧形器。在房址F1靠地穴西南壁西段，侧置一件穿孔斧形石器，“表面灰色，杂以黑斑。全身磨光，靠近顶端钻一圆孔，内壁可见密集的螺旋纹痕，孔径0.7厘米。自孔下缘起器身有一周呈浅灰色，宽3.1～3.5厘米，当为安装木柄之处。据此推测，木柄与器身长轴方向接近垂直，靠近顶端的一面刻一人首，纹痕细浅，面部轮廓和两眼清晰，还有鼻、嘴接近三角形。此器制作精细，刃钝，用途值得研究”［40］。这件穿孔斧形器显然脱胎于石斧，但绝非实用器，应为一种新的具有神圣性的崇拜物，也许是某一氏族首领的“权杖”。器表刻有人首形象，是祖先崇拜的反映。这件穿孔斧形器说明，工具崇拜的发展已使原来的拜物信仰发生质变，祖先崇拜开始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