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石冢也是祭祀场所，从已发掘的牛Ⅱ看，其1号冢内有15座墓葬，2号冢内仅有1座大型石椁墓。3号冢与1、2号冢呈方形迥异，总体平面布局呈圆形，由三圈直径依次为22米

　　上述庙冢情况表明，这里确实是一大型祭祀遗址，构成了史前晚期的祭祀礼仪中心，在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至今未发现居住聚落遗址，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一个部落联盟专用于举行祭祀礼仪的公共活动中心之故。 

　　辽西红山文化坛、庙、冢工程宏大，且主要由石块砌垒筑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块几乎都经过人的加工。在金属工具尚未出现之时，加工如此多的坚硬石料，工程费力费时均巨，因此，当时可能已出现超越单一氏族部落的共同体组织，来负责征集劳动力，主持管理整个工程。   

　　从牛Ⅱ各冢的情况看，2号冢长达17.5米、宽达18.7米，却只有一座大型石椁墓，与1号冢内墓葬密集，尤其3号冢三具人骨无一葬品的情况形成对比。从其靠近“坛”形的3号冢，置1号冢诸墓于身后的位置关系，以及其墓规格之高、规模之大看，推测其墓主当为一酋豪。1号冢中虽有二次葬因素须考虑，但从其已发表资料的诸墓多随葬玉器看，说明入葬者地位并不低且彼此接近。《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在文明时代，佩玉是统治者身份地位与财富的象征，史前晚期的用玉者，也应是共同体内出现分化后的地位在上者。3号冢的三具人骨，葬法异于上述二冢且无任何随葬品，可能是用于墓祭的人牲，反映了更低的身份地位。墓葬反映的共同体内这种人际分化关系，与“神庙”中群像体魄有大小、地位之区别，看来有主次的情形，应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发掘者推测群像“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
统’”^［18］，并非毫无根据。尽管牛河梁尚未发现男像及陶祖、石祖一类东西，出土诸像残块能辨认性别者似皆女性，但祭祀遗址所反映的地缘联系因素、人际分化状况，不像是母系氏族的特征。马克思曾经指出：“奥林普山女神的地位乃是关于妇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势力的回
忆。”^［19］联系到“陶塑女像在世界各地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遗址中广泛发现”的情况^［20］，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牛河梁“女神庙”，可能亦属此类“回忆”。这种“回忆”作为一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独立的延伸过程，可以持续很久，然后逐渐减弱。况且非母不生为人人皆有的常识，因此，这种合祖先崇拜和生育崇拜为一的原始信仰，在从母系向父系的过渡时期，或父系时代早期，以女性祖先为偶像，仍合乎常理。入三代以后，先秦统治者关于始祖的传说，文献记载也是从女性祖先及其神异的生育开始的，而女性祖先也一直是其崇祀的偶像，文献中其皆以先妣为主宰婚育的神即是例证。辽西祭祀遗址正反映了这种合祖先与生育崇拜为一的神圣信仰的古老渊源。  

　　红山文化以出土玉器著称，在辽西坛、庙、冢遗址，出土了玉璧、玉璜、玉龙、玉箍形器、玉勾云纹器等。这些玉器多钻有小孔以便穿系，但不能简单地以晚近纯佩饰物视之［21］。在史前晚期，佩饰品多为原始信仰的灵物。而在人类礼仪制度起源之初，礼器多由本身就具有浓烈的原始宗教含义的佩饰灵物和生活用具转化而来，并长期采取了这些用具与佩饰的形式，其例证在礼器沿革史上俯拾即是。如商周宗庙重器鼎彝，本身即是生活中的炊具。良渚文化礼仪重器玉琮，出土资料表明是直接源于手镯^［22］。良渚玉璜多雕有作为良渚人主要崇祀偶像的神人兽面复合像亦即“神徽”，或雕有龙首，东山嘴祭坛所出玉璜亦雕琢成双龙首，蕴涵着颇浓的祭祀礼仪意味。在《周礼》中，玉璜被明确地定为祭祀北方的礼器，但在生活中仍长期为贵族所佩。牛Ⅱ冢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石棺内只随葬玉器^［23］，墓外则排列以彩陶筒形器。结合整个大型庙冢祭祀遗址看，这些玉器显然有特定的原始宗教礼仪含义，亦反映了墓主的身份地位和财富占有状况。《周
礼·春官·大宗伯》：“以礼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文明时代这种规整的礼器之制，其起源可以溯及史前社会，辽西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的若干玉璧、玉璜，正是其萌芽初始状态。    

　　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是另一重要考古收获。东山嘴祭坛方形基址内发现的玉璜，就采取了双龙首之形。在牛河梁祭祀遗址也发现了玉猪龙，尤以三星他拉发现的大型玉龙引人注目^［24］。龙是原始图腾制度发展演变的产物，但它已不是原始图腾，而是史前晚期先民的共同体组织如滚雪球般融入许多氏族部落后，由若干氏族部落的图腾经过取舍复合上升而成的。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图腾崇拜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自然物，而龙乃是人们经过综合、虚拟的，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最初的龙是父权时期部落联盟的保护神”^［25］。以此看来，红山文化的这批玉龙，“象征着远古文明的曙光”^［26］。显然，辽西红山文化大型祭坛遗址，已构成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祭祀礼仪中心。无论这个规模宏大的礼仪中心本身，还是其出土玉制礼器、玉龙，已透射出5000年前北方地区文明因素开始发生的信息。鉴于有的报道将它径称为文明有拔高之误，持审慎乃至反对意见的同志认定其仍属史前时代无疑是中肯的，但这些同志进而忽视其已含文明起源因素，又有低估之嫌。 

　　我国北方地区5000年前红山文化大型祭祀礼仪中心的出现，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这就是与当地地理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的原始农业，和以精美的玉器制作加工为典型代表的手工业的长足发展。这一点，同南方地区良渚文化祭祀礼仪以大量精美的玉制礼器为典型特征，以墓坛结合的大型夯土高台为祭祀中心遗存的情况颇为相似。这说明，5000多年前，在我国南北的一些地区，以祭祀礼仪中心为物质载体的文明因素已经起源了。所不同的是，良渚文化的经济以江南水乡地区的稻作农业及其长足发展为基础，红山文化则是一种北方旱地农业。辽西红山文化上述重要遗存所在地，属我国北方黄土地带边缘区，特别在牛河梁一带，黄土厚约1～5米，黄土土质松软肥沃，宜于耕作，这种优厚的自然条件，使先民们凭借石器即能获致世界上另外一些地区需用金属农具方能有的耕作效益。在红山文化石器中，以被称为石犁耜的大型磨制掘土农具最富特征，它是其时锄农业颇为发展的标志［27］。此外，通体磨光而刃、背呈弧形对称的桂叶形石刀，以及加工粮食用的石磨盘、磨棒等，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其时定居农耕的经济生活。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出土玉器量多质高，制艺精致，非专业化难以为之。社会经济和社会分化的发展，为人口的增殖、社会组织的扩大和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丰富创造了条件。作为其时偶像崇拜的中心场所，“女神庙”等大型祭祀礼仪建筑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