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人们对辽西红山文化新发现的热烈探讨和争议，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或以为这些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1］；或评价其“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

　　由同一考古资料得出如此分歧的结论，一个重要原因即论者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标志，对文明诸因素的理解不一。显然，要澄清前述争议，还有待于对上述标准、因素的深入探讨。笔者赞同将文明的起源即文明诸因素的发生，与文明形成亦即文明时代区分开，二者是前后衔接但性质不同的两个时期，不应混为一谈。否则不是导致对现有资料的过高估价，得出红山文化已进入5000年文明史的盲目乐观结论，就是只着眼于现有资料的不足，低估或忽略其应有价值。文明诸因素起源萌芽时期，社会仍是原始性质的。但是，新因素的出现，又使此期具有了向文明时代过渡的趋势，原始因素和文明因素共存，前者仍居主导地位但开始由盛转衰，后者虽弱小却逐渐由弱到强。当彼此的消长发展到文明因素居主导地位时，历史遂进入文明时代。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是国家，典型标志一是地域联系取代血缘联系居主导地位，二是特殊的公共权力机关的确立。但二者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有众多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因此，这里首先应判明，在史前社会晚期，究竟哪些是标志文明起源的因素。本文拟结合红山文化的遗存，着重对此作一些探讨。

二

　　否认辽西红山文化已透射出文明曙光的学者特别强调的根据，是该遗存没有发现金属器、古城、文字这三项文明的基本要素。这就牵涉到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学者往往以上述三要素的出现为判定文明时代开始标志的方法。我们认为，三要素固然与早期文明紧密相关，但三要素的出现，与其说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毋宁说是起源的标志；其次，在此三要素之外，史前晚期还有若干可资探讨的文明起源因素。 

　　的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文明时代的早期，金属器、古城、文字构成了突出特征。但是，三者并不是与文明时代一道诞生的，而是萌生于文明时代之前甚至之前颇远。以汉字为例，其起源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象形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结构上与古汉字已颇为相似，并在象形的基础上已有所抽象，多数学者均认为已是文字［6］。本文认为，从更慎重的角度出发，至少也可视之为汉字的萌芽或雏形。但尽管如此，除个别学者外，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看法，仍是大汶口文化属史前时代。这样的结论，既充分肯定了大汶口原始文字的文明起源价值，又无夸大拔高之虞。文字的发生，之所以是文明起源的重要信息，就在于它预示着一个掌握和发展以文字为载体的精神文化的脑力劳动阶层出现的前景，预示着人类分工、分化的加深，预示着“文字记载的历史”即将到来。但文字从其初始状态发展到功能完善的信息符号系统，形成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表述规范，足以“应用于文献记录”，还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这种可以把文字“应用于文献记录”的时代，才是“文明时代”^［7］。在我国史前时期，姑且不说仰韶、马家窑、龙山文化遗物上的刻划符号，即使最具文字特征的大汶口陶符，其出现在陶尊上的孤立分散状态，距“应用于文献记录”的水平还相当遥远。  

　　史前城堡的出现，之所以标志着文明的起源，就在于其兴建主旨非常明确，是要防御异集团人们的攻掠。故城堡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内部冲突的日益扩大和激烈，攻掠征服导致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正在侵蚀着原始社会的堤坝。其次，筑城的宏大工程和所需的大量劳动力，可能已超出单一氏族部落之力所能及，这就意味着承担征集劳动力、管理全部工程之职能的原始共同体，可能已开始超越血缘联系，走向地域联合。在我国龙山文化中晚期，古城堡已开始出现，迄今已发掘出9座，表明华夏先民在此期加快了走向文明门槛的步伐。9座城堡中，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城址年代有问题^［8］，暂予不论，其余诸城，面积均较小，较大者如山东寿光边线王城址，城内面积仅约5.7万平方米^［9］，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城内面积则约3.4万平方米，最小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面积尚不足1万平方米^［10］，比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宗庙基址还小。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古城堡内，没有发现像二里头遗址那样作为统治机关的宫殿、宗庙等大型建筑，筑城技术也较原始。显然，这些规模小而原始的城堡，只能视作文明起源的因素，不是文明时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