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的冶铸，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物质材料的认识利用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技术标志。金属器具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使生活资料的相对丰富和剩余成为可能，这就为私有制和脑体力分工创造了物质前提。其次，金属武器也大大增强了不同社会集团间的征伐战斗能力，加剧了社会冲突，由此导致的臣
服贡纳，是人类早期的剥削压迫关系。再次，青铜为代表的金属器的冶铸，须经一系列的分工，需要较高的专业化和较复杂的管理。但金属器出现之初，其质与量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一个时代的社会性质。据统计，迄今共发现龙山文化时期“18处出铜器或与铜器有关的遗址”。但其中有6处属齐家文化，已入夏纪年。此外还有三四处是红铜，余下的几处，还有一些或无化验数据，或未发表资料，难以说明问题。可见龙山文化时期金属器的出现还是零星的，“充其量处于青铜器的萌生阶段”［11］，同当时出现的古城堡及未发育成熟的原始文字符号一样，还不能作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只是该时代即将到来的标志。
或许要问，纵使金属器、古城、文字的出现只是文明萌芽的标志，那么，完全缺乏这三要素的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又有何文明起源信息可言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在三要素之外，史前晚期社会中还有无其他标志文明起源的因素。答案是肯定的。考古发掘出的那一时期墓葬中出现的人殉、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建筑物以人奠基、水利设施和祭祀礼仪中心等，均为探索文明起源信息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史前晚期的这些物质遗存，归根到底标志或反映了其时社会私有制、阶级关系、公共权力机关的萌生和社会组织的扩大，地域联系的出现，从上述物质载体着手分析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正是文明起源探索的基本思路。
关于人殉人祭反映的人际不平等关系亦即阶级分化信息，和随葬品质与量的差异揭示的财富分化、私有制等因素的出现，对文明起源的作用影响，学术界讨论已多，此不再赘言。史前晚期的水利设施，对于人们定居农耕生产生活的巩固和拓展，人口的增殖，社会组织的扩大，有重要推进作用。例如，水井的开凿使人们得以去开发远离河旁湖畔的广土，文献记载我国传说中水井的发明人伯益，就是史前晚期尧时的人［12］。龙山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水井，在中原已发现8口，并在洛阳锉李遗址发现了一条宽2～3米，深1米的水渠［13］。这些古老的水利设施的年代，与传说中军事民主制阶段的尧舜禹时代同属史前晚期，与当时流传下来的治水传说应有联系，并与当时已出现的村社和村社之上的共同体组织相关。
史前晚期的礼仪中心，与本文讨论的红山文化的新发现直接相关，下面试对之作一些分析。成套的礼仪规范，是文明时代的重要特征。但礼仪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当时的礼仪建筑，通常即祭祀神灵的庙坛，而“礼”就是在那里祭祀供奉无所不在的神灵。故《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正是这一古老史实的反映。原始礼仪所崇祀的神灵，有天地万物、图腾和祖先。随着时间的推进，人类社会组织发展演进并日益看重世系传承，希望出自同一始祖的共同体人丁兴旺、世代繁荣，由此导致祖先崇拜及与之相应的生育崇拜日益突出，成为当时社会最重要的礼仪。祭祖祀神笼罩了整个社会生活，逐渐产生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原始礼仪，几乎无不渗透了这种原始信仰的精神，并归宗于这一信仰。如其时氏族的每个正式成员都必须经历的成年礼仪，其内容照例包括祭告祖先，并与繁衍后代之事密不可分，在我国先秦时期，这种由来已久的成丁礼仪，即是在宗庙祖灵前举行的冠礼和笄礼［14］。直到本世纪尚未走出母系制的云南宁蒗永宁纳西族，孩子的成年礼仪，照例也是在大家族公共火塘象征祖先灵位的锅庄旁举行的，并包括由巫师达巴向祖先祈祷，家长引导接受成年仪式的孩子向祖先灵位敬献祭品，报告衣杜又增添了一个正式成员等一系列奉祀祖灵的内容［15］。
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部落加速了增殖裂变，部落联盟出现，进入军事民主制阶段，一些被征服的异血统氏族部落往往也被集体纳入联盟，有的甚至以集体养子的方式入盟，按史前惯常的血缘认同方式，共奉联盟中主体部落传说的最初所自出者为共祖，或把各部落的始祖偶像综合虚拟为一个总的始祖偶像。这些异血统的集团的入盟，就为原始共同体注入了地缘联系的新因素。与共同体这种滚雪球般的膨胀扩大相应，其祭祀庙坛也升格扩大，超越单一部落祭祀礼仪所需的狭小规模，成为联盟内重大活动及其仪式举行的场合。因此，史前晚期这种作为礼仪中心的大型庙坛，标志着地域联系的发生发展，透射出文明起源的一线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