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中华古国是一个“重德尚礼”的国度，中华古文化是一个以玉器文化为主题的民族文化。历史证明，发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玉器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五千年发展的基础。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玉器成为独一无二的至尊至善至美之品。我们说，礼的出现与人类推崇玉石的感情有关；而中国人自古奉重的“德”的意识，又何尝不是与推崇玉石的感情有关。人类尚玉的精神，不但催动着玉、石的分野，同时又赋予了玉以种种象征的含义，玉器成为现实生活中一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规范化了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思想，就是突出的典范。
儒家文化，作为一门人类社会的社会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传统的文化毕竟是民族的传统性格，无论人们怎样的对待它，它都如潺缓的流水，不绝如线，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敲击着每个中国人的心扉；更多的时候，都是它激励了人们浩然而起，谱写了一曲曲雄壮、嘹亮的“大风曲”！如果，工艺美术家们要说：这真是一个灿烂而辉煌的时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饱含了人类尚玉情愫的儒家文化，事实上，它肃穆而安详地笼罩了中华大地达二千年之久，儒者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持一个秩序有级、彬彬有礼的人间社会，更重要的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孔子曰：“为政以德”［35］；孟子曰：为政“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矣”［36］；正是这种重德尚礼而轻利的思想观念，事实上主宰了中华大地二千余年，严重地阻挠和限制了人类豪迈的积极进取的精神。
史载，“秦与戎狄之俗，有虎狼之心，贪戾而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37］。显然，秦人的这种贪功近利的性格，与儒家的思想观念是南辕北辙的。但在列国兵争的时代，却也予儒家思想以猛烈的冲击。所谓孔子的高徒子夏，在孔夫子周游列国、克己复礼的时刻，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38］。正是“利”与“义”何者为尚?并由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激烈冲突的表象。然而，毕竟如古语所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尚玉重礼的意识已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自秦而后，儒家的哲学成为一门社会的人文哲学，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清代的群儒，历时二千余年，朝代换了一个又一个，而儒学始终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指导思想。
玉石崇拜，对中华历史之影响，斯为甚矣!
附表：红山文化玉器出土情况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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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地及时间 |
位 置 |
玉器数目 |
祭 器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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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头沟
(1973年) |
墓葬 |
勾云纹饰一、三联璧一、璧一、棒形器四、龟二、鱼二、一、鸟一、环一、珠三 |
彩陶筒形器群、红陶无底钵形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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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嘴
(1979年) |
祭坛 |
双龙首璜形饰一、璜一、绿松石鸟一 |
筒形器、钵形器、镂孔瓶形器等 |
并有孕妇小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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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山
(1979年) |
墓葬 |
勾云纹饰一、猪头饰一、马蹄形箍一、竹节饰一、二、鸟一、环四、石锥三 |
折沿无底筒形器、卷沿直腹瓮、葫芦瓶 |
类似祭坛的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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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
(1981年) |
墓葬 |
墓葬马蹄形箍三、双联璧一、勾云纹饰一、方形饰一、棒形器一、猪龙二、璧三、环八 |
豆形器盖、钵形器、彩陶镂孔大器残片 |
女神庙和神像、圆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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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斯台
(198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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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云纹饰一、三联璧一、斧二、猪龙一、二、鸟一、蚕四、鱼形饰一、坠饰六十三、钩形器一、管一、纺瓜二 |
石质鸟形玦一 |
均属采集品 |
注释：
［1］转引《辽海奇观》“美的旋律”与“沧海桑田”二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3］孙守道：《论中国史上的“玉兵时代”》，《辽宁文物》，1983年。
［4］孙守道、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人民画报》1986年第8期。
［5］田广林：《红山古玉纵横谈》，《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
［6］《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7］孙守道、郭大顺：《论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8］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
［9］《辽海奇观》“碾琢乾坤”。
［10］内蒙古考古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
［11］［13］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第6期。
［12］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14］王震中：《东山嘴原始祭坛与中国古代的社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
［15］［18］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1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17］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19］《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2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礼》。
［21］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22］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23］童恩正：《也谈文明的起源问题》，《考古》1989年第1期。
［24］《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红山文化部分，文物出版社。
［25］（美）查尔斯·伯利兹：《魔海龙三角》。
［26］椿园：《西域见闻录》。
［27］内蒙古考古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
［28］谢端琚：《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29］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
［30］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文物》1982年第3期。
［31］《说文解字》释“瓒”。
［32］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蔡元培
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号。
［33］《汉书·郊祀志》卷二五。
［34］《礼记·聘义》。
［35］《论语·为政》。
［36］《孟子·梁惠王上》。
［37］《战国策·魏策》。
［38］《史记·礼书》。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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