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存在玉器，是20世纪70年代西辽河流域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红山文化玉器，自被发现和确认之后，诸多的精品便连连出世，迅速地打破了自古以来确信西辽河流域出土的古玉为“商周古玉”的说法，并以其锐不可当的气势，确定无疑地向人们展示了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先民的艺术风

　　如果说，中国是个尚玉的国度，那么，中华民族的古文化，起码在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仍然是以明显的尚玉文化为主体。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正如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成就一样，玉器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成就。虽然目前不能肯定红山玉器与中原玉器有渊源关系，但红山玉器在中国玉雕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则不容忽视”^［2］。同时，“由于玉器的工艺水平和造型均高于陶器，更集中地反映出红山文化社会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水平，所以成为认识红山文化的重要内
容”^［3］。考古学家们认为，玉器的普遍使用，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因此，史前玉器的广泛发现，证明了我国史前玉器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目前，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已绽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4］，并且，这种看法也日益成为人们易于接受的事实。因此，对于我国史前玉器的认识和理解，同探索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特殊的意义。  

　　红山文化的这些史前玉器，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在我国古代的玉器文化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华民族又何以与玉结下不解之缘，这是本文所要探索的中心议题。

红山古玉体现的历史时代特征

　　红山古玉，一般地说，是指红山文化晚期阶段涌现的大型玉制品(件)，它们大都做工精致，造型优美，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治玉的较早、较成熟的先例。就目前已掌握的考古资料而言，这些古玉较完整的发现了五批： 1.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2.辽宁凌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址及玉器墓；3.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石祭坛遗址；4.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和积石冢群遗址；5.赤峰市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这些成批发现的红山玉器的主要器物，分别是动物造型(龙、鸟、龟、鱼形象等)、礼器(璧、环、璜)和具有特殊意义的勾云纹饰、马蹄形箍，其次是武器工具和装饰用品类(详见附表)等等。除此以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西辽河流域收(采)集到大批的红山文化古玉器物，主要有大型碧玉雕龙、玉猪龙和勾云纹饰、马蹄形箍、兽面弦纹圭形饰、虎形玉等，数目仍相当可观。这些零散发现的大型古玉与上述成批发现的玉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红山文化古玉碾琢群落。 

　　如果我们将红山古玉中，目前已发现的在数目上仍居多数的珠、环、坠等装饰品和生产工具类都剔去不计的话，那么，红山古玉的典型器物则属众多的鸟类，形式上由原始到成熟的“龙凤”形象，明显的属于玉礼器范畴的璧、璜、圭和独具意义的勾云纹饰、马蹄形箍等等。有的研究者曾据此进行分析，从而指出：“目前，红山文化古玉的发现、认识和研究尚属初步。但现有的资料已经完全可以表明，当时的治玉，在造型构思、表现手法以及碾琢技艺等方面，都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5］    

　　红山文化史前玉器，也特征独具。      

　　其一，形式比较规范。红山文化的古遗迹(址)点，虽然也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一样，选择在靠近水源、阳光充足的台(坡)地上，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极广。可以说，它北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北部，南抵辽西地区，西南可至滦水流域和京津附近，东达哲里木盟，向西一直延伸到张家口地区；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之内，红山古玉比较集中的发现于红山文化的腹地——赤峰和辽西地区。北起西拉木伦，南到大凌河，在长阔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之内，均有众多的红山文化玉鸟、玉猪龙和勾云纹饰、马蹄形箍等器物的出土发现，并且这些出土器物的造型艺术风格，就每一品类而言，均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单以玉猪龙的造型而论，北起赤峰市的巴林左、右二旗，南到辽宁阜新县，近年内先后出土的此类玉器(或称兽形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目已不下十余件，“皆作兽(猪)首形，大耳圆眼凸吻张口，体蜷曲如环，环孔和背上小孔均为对穿。整体扁圆、厚重、光洁”，“面部有皱褶多道，琢磨成隐沟纹”^［6］。其间惟形体的大小有别而已。其余各器也莫不如此。表明“这类玉器的设计制作，不是随意出之，而是遵循着严格的规则，受着一定的观念形态的制约”^［7］。它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域内的古人类在玉器设计、制作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上拥有一个相同的水准。如果说，人类社会在史前时期的发展，确实经历了村落——聚落(中心遗址)——古城——都市这样的四个发展阶段，那么，红山古玉在如此大面积的地域之内存在的惊人一致性，无疑已表明，当时人类作为语言、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极相同相通的民族的前身——统一的聚落(有中心遗址)的出现，也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其二，器物普遍穿孔。从形式原始的玉猪龙到体态成熟的大型碧玉雕龙，从石鸟到玉鸟，从巴林右旗发现的马蹄形箍到牛河梁、城子山出土的马蹄形箍，莫不如此。考古工作者们指出：红山文化的大型碧玉雕龙，若从其穿孔内串绳悬挂的话，恰好使龙首和龙尾处于同一水平线上^［8］。学者们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把这条玉龙的四周外缘用两组相互平行垂直的直线连接起来，恰好出现一个正方形，而玉龙的头颈和躯干又都恰好位于现代审美理论的所谓黄金切割线上，这种五千年前的艺术家们在构图设计、审美思维上的惊人一致性，绝不可以简单地视为巧合。”^［9］人类的治玉导源于古老的制石业，而玉器穿孔的技术也仍然来源于红山文化石器穿孔的传统。1984年，敖汉小山F2房址中出土的一件石斧，通体磨光，顶端平，穿孔。近顶端的一面刻一人首，纹痕细浅。无使用痕迹。侧置于屋室的西南隅。考古工作者根据室内器物的摆放位置、类似器物的质地、出土现象等而推断这件“穿孔斧形器”，应当与当时人类的宗教信仰习俗有关^［10］。因此，红山玉器存在的穿孔现象，可以视为红山先民的治玉从原始形态走向成熟时期的标志之一；而同时能够体现这种标志的另一方面，就是红山古玉的纹饰；学者们曾注意到“与胡头沟玉鸟相同的另几件馆藏红山文化玉鸟腹下，细辨可见三角纹痕，以示腹尾分界。有的玉鸟腹尾三角线内加刻方格纹，成为三角网状方格纹。这种网状方格纹，恰恰已为三星他拉玉龙所具有”^［11］。事实上，这种网状方格纹，我们可以视为毛发的标志，由此，红山的龙应当是从有皮毛的足蹄类动物“神化”而来，可以排除了关于龙的起源的其他说法，证实了“红山的龙绝不是中原影响的结果”^［12］。虽然，红山文化玉器的纹饰，目前还未见到像良渚玉琮上那样刻痕细至0.7丝米的精刻微雕的程度，红山古玉的器物种类，也远不如良渚玉器那么庞多。但是，史前玉器的发展毕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红山玉器的纹饰，也同样如此；红山玉器的璧、环、箍类，皆通体光素，仅一些动物造型的古玉制品上，存在部分的简单的纹饰刻画。但是，近年在阜新福兴地乡出土的一件“兽面圭形饰”通身遍布弦纹，方首穿孔，尾部作双耳兽面形纹饰与玉猪龙的面部刻画相一致。说明红山玉器的纹饰刻画，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初起到繁盛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