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玉器文化的起源

　　玉器，作为礼器群落中的一支，可以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诸民族中所仅见的，是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玉及玉器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而且更由于人们不断地赋予了玉器以各种含义，使它具备了某种社会属性，由此

　　（一）人类“尚玉”的精神从哪里来

　　距今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红山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了精致的玉器，而其他各地发现的前红山文化系统的文化遗址中则不见大型玉器的出土(琢制光滑的石器，数量很多)。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学资料告诉我们“红山文化这种有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细石器的质料有燧石、碧玉、玛瑙、水晶等”^［24］，主要器类为镞、石核、石片。虽然，我们不能判定，细石器的制造和使用意味着早期红山文化小件玉器的生产，但是，细石器的出现毕竟早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玉器；说明前红山文化的先民，虽未能“识玉”，却已经“用玉”了。因此，它告诉了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史前信息：这些古玉质料同其他石器质料一样，是随意拾拣就能取得的。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所谓“玉”实际是一种矿物质，因此，现代仍在继续的玉器工艺的质料，是通过科学开采的手段而获得的。  

　　最近，笔者见到了这样一条有趣的资料，题目是：石头“结婚生子”：   

　　台湾省矿务局办事处主任黄大邦，于1987年在花莲县清水溪的河床上，发现石头结婚生子的自然奇观。   

　　石头在一起，必须受到大地压力和高温的压力才会发生矽化作用而生出第二代。石头的矽化作用，即好像是人类男女结合的婚姻行为一样：绿泥石先“跑”到蛇纹石的矿床和蛇纹石同居，并发生“亲密行为”，使整个体质发生矽化作用而产生出另一种石头——矽化蛇绿石。

　　可见“玉”这种矿物质的成因，也必须是有高温和高压的压力为条件的。具体地说，玉矿的成因与大地的物理变化有关，如火山爆发、陆海变迁、山系崛起等等，都是诱发玉矿成因的重要条件之一。迄今为止，中国的地貌确曾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结果，许多著名的玉器产地，莫不因其附近的高大山系而享誉于世，譬如“和阗玉”，有了昆仑山它才名著于世。因此，既然石头之间可以“结婚生子”，那么，古人认为，石之美者方为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自古以来，人类的发展所经历的最漫长的时代是石器时代，如果我们将石器时代譬作长江大河的话，那么，人类发展所经历的青铜和铁剑时代，也仅是这道漫漫长河之下的清溪流水。“石器”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独到的贡献；石头与古人类之间结下了千磨百转不可猝离的因缘，从尼罗河流域的金字塔，到美洲的太阳庙；从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上耸立的巨大石雕像，到北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上被称为“拉蒂斯”的古代巨大石建筑遗迹^［25］；中国人至今还保留的将纪功或纪念文字刻在石头上的传统。这些都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的用石治石的活动中，长期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崇拜石头的结果。早在七八千年以前，祖国南北各地便已出现了用玉、碾玉的现象，如北方的查海遗址、新乐遗址，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等，分别出土了斧、鸟、、璜、镯、管、珠、笄、坠等玉器；显然，小件玉器仍是此期的主要生产项目，玉饰也未能压倒其他质料的饰物而成为最占优势的东西。玉器仍从属于石器的范畴，治玉仍从属于古老的治石业。然而，人类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产生了原始的审美意识，并对色泽艳丽的古玉(实际是美石)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如甘肃齐家文化的皇娘娘台43号墓中，曾出土白色或绿色的小石子300余颗；东山嘴红山文化的石圆圈台址中发现了“特意从附近河道拣选来的”大小一致的河卵石；中原地区史前人类的墓葬中也不乏随葬河卵石的记载。史载，中国古代“和阗玉”的获得，主要是从玉龙喀什河中采集^［26］。由此推测，红山古玉的拾拣地点也不外山与河两种。这应当是人类最早的识玉经验的积累。     

　　当历史进步到五六千年的时候，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松泽文化及承松泽文化传统而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都已生产和存在大批的大型玉制品(件)了。许多玉器已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它寄托着人类的情愫和信念，被碾琢成各种相应的物品而享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如红山先民塑造的龙形象和与此具有相等意义的石质鸟形块，均体呈环状，首尾相对，身部穿孔，猪(或鸟)首而呈翻飞之状。如果说，红山玉龙已属中华民族早期的龙形象了，那么，鸟形也无疑承袭了小山遗址陶樽上的神鸟形象^［27］而发展成为早期的凤形象了。闻一多曾指出，龙凤形象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那么，龙凤形象的产生，也自然是人类的原始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艺术的产物了。玉器，作为礼器，也是此时祖国南北各地所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迹中司空见惯的事例，而玉器作为一种标志着社会等级的象征物(钺、斧权杖等)，则无疑意味着中华古国的古文化已开始进入了一种承前启后的状态。考古学知识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的社会习俗、经济生活方式等传统习惯的形成阶段。那么，这一时期内，人类生活的“尚玉”习俗，固然已经形成。     

　　综上所述，玉器的出现，来源于人类的生产活动，而洪荒远古时代的人类生产活动，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必需的重要手段。悠久的拜石传统，导致着人类于亲密无间的生产工具之中再次进行了分工，于是，除一部分生产工具仍服务于人类的物质需求之外，另一部分器具则责无旁贷的充当了服务于人类的精神需求的工具。这大概就是红山文化中经久耐用的生活器具和非生活实用品的祭器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然而，物质的社会若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社会，精神又主导着物质的社会。这就是人类“尚玉”习俗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查先秦古籍，起码至春秋时代，中原古国几乎对大大小小的山川都遍行敬祀，这当然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宗教信仰习俗，那么，它是否也与人类尚玉的习俗有关呢?从《山海经》等古籍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其中凡言玉，必言山，或山与玉相连而言。《天工开物》曾说过：“凡玉璞根系山石流水。”可见，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上认为玉与山有关。虽然，我们就红山文化的考古资料，可以取得文明来源于山地说的有力证据，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否其来源都是如此，尚不敢确论。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古代人类的“尚玉”、“敬山”习俗，固然与人类的发展所经历的石器时代相关，可以说是古老的拜石传统影响的结果。而中华民族“尚玉”的传统，不过是这个古老的拜石传统的一个继续和变体。

　　（二）尚玉习俗的传承及其发展

　　史前玉器经历的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定型的过程，代表了当时人类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共同收取的总和，在考古学上被命名为“史前玉器文化”，通过它的传承与发展，可以探析到人类社会从史前时期向文明时代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侧面。  红山文化存在大量的玉器，但是，器物之间组合的现象极不规范，这一点仍然使人们无法认识红山先民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怎样使用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玉石器物。时代稍晚的齐家文化已向人们展露了认识这种现象的端倪，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中，二人或三人合葬的现象较常见，都是男人仰身直肢，女人侧身屈肢，面向男人。其中一墓同时出土玉器84件，其中玉璧83件，玉璜1件；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璧、琮、璜、凿、铲等，计出土玉璧264件^［28］。表明这种玉礼器的生产已经比较专门化了，并且礼器已成为玉器生产中的大宗了。而南方的良渚文化则已表现得相当明显，作为礼器的璧、琮、璜、及象征身份等级的斧钺，不但占据了玉器生产的主导地位，而且每种玉器均形式繁复，纹样翻新，如琮，可分为短筒圆柱形和圆筒方柱体两式；玉器的纹饰，出现了完整的兽面纹(又分繁复和简化两种)、云雷纹等题材。尤其是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符号和良渚玉器符号象形而抽象化，具有一定的规律，并已试读出“灵”、“岛”、“斤”、“戌”等字音^［29］。尤应指出的是，与此时代大体相当的后红山文化范畴的小河沿文化石棚山墓地的陶器上也同样发现了原始的文字符号^［30］。因此，此期内玉符的出现，象征着玉器已被赋予了一种社会的属性。     

　　当原始的祭祀场所成为礼仪性建筑，人类由结绳记事而发展到使用文字，原始的祭器转化为“前铜礼器”之后，玉器已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规范化了的东西，成为某种意义的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群神大小，各有所敬。“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尊卑上下，各有名分。又说“驵圭璋璧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可见，古人在玉器的使用上，事生事死，判然有别；佩玉依等级，视玉而知礼。至此，玉礼器又得到了一次具体的细致分工，起码区别出了事神敬鬼的“祭玉”和象征人世间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瑞玉”这两大系统。《左传·成公二年》曰：“器以藏礼。”礼器是礼的体现形式，玉礼器便已成为物化的礼了。史载，殷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人的祭祀对象，不但包括了天地祖先，还包括了日月山川、风雨雷电诸神，而殷人祭祀“先妣”的记录，恐怕是自古以来的特例(文字资料的)，证明殷代社会的发展仍保留着大量的原始时代的痕迹。殷代的玉器，特别发达，其造型艺术，堪称精绝。致使红山文化的古玉，长期以来也被视作商周古玉了。

　　商周时代，是玉器在人类生活中又获得了一次“社会地位”的飞升时期。但是，古老的拜石传统的影响，也未能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完全的剔除。史载：“礼，天子用全纯玉也；上公用，四玉一石；侯用瓒(三玉二石)；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31］这是以“礼”(即制度)的形式，按社会等级的高低来严格地规定了对玉器的使用，表明实际上作为美石的古玉已完全超越了普通石器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古老的拜石观念的余风遗绪仍炽烈地拂动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淮南子·齐俗训》说：“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殷人之礼，其社用石”，殷人发祥于我国东北，活动于我国东部^［32］，其社仍保持了用石的传统。《周礼·小宗伯》曾说，“帅有司而立军社”，郑注曰：“社之主盖用石为之。”汉代仍有祀“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的记载^［33］。可见，史前人类用石尚石的余风，在进入文明时代的阶级社会里其影响仍实深且远。 

　　“尚玉”的习俗，作为古老的“拜石”传统的一个次生形态，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已被传承下来，并且，日益超越了它的原生形态，而再次呈现了再次生的发展形态。

　　如前所述，石器对于史前人类的独到奉献，随人类审美意识的萌发，在那原始混沌的人类理性记忆之中，“美石”被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成为人类的意识可以与天神地直接沟通的媒介。然后，它又从原始而繁复的祭祀活动中脱离出来，成为祭祀的仪式——礼的象征。统治阶级也从维护统治的立场出发，借用了玉所具有的社会形态，对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控制和限制。于是，玉作为“山川之精神”、“月精”与“阳刚至纯之品”，不但为能上达天庭的神物，也可以食用，能延年益寿，精神不腐，成为人间仙品；“玉有五德”，故“君子比德于玉焉”。玉，成为人们对一切美好事物或向往的代名词，成为了礼的物化的形态。至此，玉的作用、玉的意识和人类对玉的狂热的崇拜与追求，可以说，已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脑髓！

　　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大思想家孔子曾和他的学生子贡之间发生过一次有关“尚玉”的争论，“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类玉之石)者，何也，为玉之寡而之多欤?孔子曰：非为之多故贱之者也，玉之寡故贵之者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玉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34］。由此说来，中国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尚玉的文化。孔子曰：“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因为尚玉而提倡重德义轻功利的思想，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而中国人举手投足奉为圭臬的天地道德、礼义廉耻、仁智忠信等种种信条，都可以通过玉来得到体验。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长达二千年之久，因此，儒家的思想，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人的传统的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