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圆形是玉器中的大宗。众所周知，治玉导源于人类的治石。有的学者从红山龙通体如环似的造型特征入手，指出红山龙的出现，与红山文化早已存在的环形石器密切相关^［13］。环形石器的生产，确是西辽河流域各种古文化所共同传承的鲜明特征。而圆形器物(或建筑)，确在红山文化中比较

　　其四，玉器的造型中存在联体的特征。这种现象绝不是无意识的巧合，而应视作有意识的制作。王震中先生曾考证，东山嘴石祭坛为中国原始的“社”场所，而其中出土的双龙首璜形玉与甲骨卜辞中的“虹”字颇似，而断定为红山先民用以社祭的象征蜺虹的玉礼器，当与古人类的求雨求晴活动相一致^［14］。然而，大量的生殖崇拜资料也告诉我们，连体动物的图案或造型，也同时与人类祈求生育、人口繁殖的观念密切相关。见诸文字的记载，自商周以来，“社”已经是最基本的祭祀场所，它能满足当时人类起码的精神要求，不但含有生殖崇拜的一面，也包括了人类祈求大地生殖、五谷丰登的美好的祝愿。社祭的方式，大抵有燎以祭天、埋以祀地、悬以敬山等几种形式；并且这几种主要的祭祀形式，随着四川广汉三星堆几个祭祀坑的发现和认识而被证实下来。而城子山出土的猪头玉饰，我们可以形象地称其为双猪首三连孔玉饰，“两端雕刻两个大耳，长脸撅嘴，形象生动。中间钻三个直径为1.9厘米的圆孔。下面制四个漏斗状小孔。豆青色软玉雕刻。长8.9厘米，宽2.6厘米^［15］。可见，这种玉饰的主要功能即是服务于人类的精神需求，充当了人类祭祀活动中的礼品。它身上的圆孔，既便于悬挂，也便于安插坐立；城子山遗址中，也曾发现了类似东山嘴石祭坛的建筑遗迹，此件玉器便采集于城子山红山文化墓葬M1的圹上堆土中，展示了其曾作为祭器使用的线索。《说文解字》中收有“珑”字，释文云：“祷旱玉，龙文。从玉从龙。”可见，自古以来，有以玉或玉龙(玉制成的器物)求雨求晴的习俗。如果我们将东山嘴的双龙首璜形玉和这一件玉器联系起来看，那么，它们都含有男女交媾的象征，的确如王震中 先生所考证的“社坛”那样是社神所有的生殖崇拜功能所使然；若将他们再与雨水相联系，也同自古以来社坛为求雨或求晴之地相一致。《春秋繁露·止雨篇》曾说：“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甲骨卜辞中更有许多敬献牛羊，以求雨求获的记录。这两件连体猪龙造型的玉器出土地点，均有祭坛遗址或遗迹的发现，并且，祭坛的附近也发现了大量的猪、鹿、狗的骨骼，甚至发现了类似瘗埋的完整人骨架。因此，我们将其与社祭的活动联系起来谈论，应该是对他们进行合理的认识。除此以外，红山玉器中的双联璧及多联璧等合体造型的玉石器物，其意义当不外于此。

　　恩格斯曾指出，原始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16］。原始时代的人类，由于无力与大自然相抗衡而幻想能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力来护佑他们；原始的灵物崇拜，泛天信仰的观念，驱动着原始的艺术家们借助他们本来浪漫无羁的艺术思维，“不用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17］。红山古玉中那些猪首蛇身、双首共躯的龙，就是这种艺术思维能力指导的杰作。而这一时期红山文化涌现的规格庞大、数目众多的坛、庙、冢建筑，更鲜明地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

　　如果，我们将红山古玉的具体特征，同红山先民的社会发展程度相联系，则不难看出红山古玉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特征。 

　　第一，红山文化的墓葬和坛、庙遗址内都共同发现了成排立置的无底筒形器、钵形器、卷沿直腹瓮和大型镂孔器等，结合考古资料，我们称以上这些特殊的器物为“祭器”，是绝不过分的。

　　第二，红山文化玉器墓，随葬玉器的多寡与墓制规格及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有关。大墓中不仅随葬玉器较多，而且墓室的砌筑方式也明显不同于普通小墓。如城子山M2、牛河梁Z2均为形制较大的砌石墓，附近仍遗有砌墓剩余的石料，这些石料“非本山石料，应是从其他地点运来
的”^［18］。并且大墓都处于中心位置。像这样的墓葬，明显地意味着墓主人生前特殊的社会地位。迄今为止，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墓中，不见玉器与其他器物共存的现象，惟城子山M1、胡头沟M3曾分别出土了三件精制的石锥和两件绿松石质的鸟形饰，但是，就“美石”为玉的这一古人的认识而言，这些石质器物也应属于笼统的玉器的范畴。随葬品中不见陶器，非是陶器生产能力的寡弱，它意味着五千年前红山先民的原始信仰、宗教意识等精神生活，正浸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习俗的影响：玉及玉制品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玉器的生产基本上是为了适应人类的精神需求。“尚玉”，此时已成为红山先民精神生活中的一项基本的内容。

　　第三，礼仪活动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宗教祭祀行为，礼器诞生于原始的祭器群落之中。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作为祭器而存在的各类器物很多。考古工作者曾在牛河梁神庙北，广场式建筑的石墙北侧发现一处残陶堆积，推测这里应是露天烧制彩陶筒形器这类祭器的地方^［19］。而红山文化的坛、庙建筑，在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浙江余杭瑶山的顶部也曾有类似的新石器时代古建筑的发现，说明此类建筑不但在当时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世代传承的宗教意义，同时也是四五千年前的中国南北各地不同民族集团之间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设施和社会活动场所。所以，红山文化的坛、庙建筑，无疑已成为当时人类的礼仪建筑。而红山文化玉器的一部分已充当了礼器的用途，也是毫无疑义的。王国维曾经指出，礼起源于玉。最初的礼就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礼，亦谓之礼。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20］。可见，礼的最初形态，就是人们以玉来祭祀神灵人鬼的活动，有这类的活动就有一定的仪式。礼的最早含义就是为祭祀而行的一套仪式，是自愿遵循的习惯。 

　　红山文化的坛、庙建筑，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建筑格局的滥觞和奠基。红山文化先民塑造的神像，不但栩栩如生，“已经具备了我国传统雕塑的基本工序”^［21］。而且，造型生动的女神群像，体态大小，层次分明，形成了主次有序的神统。再次证明了红山先民的这一系列雄浑的建树，“绝不是随意出之，而是遵循着严格的规则，受着一定的观念形态的制约”。由此推测，五千年前红山先民的社会生活中一种作为社会的规则化了的东西已经存在，“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22］。  

　　童恩正先生认为，中国文明，并不完全是中原地区独立创造的结果，而是祖国各地史前文化所创造的诸文明要素汇合到中原地区的结果^［23］。这种观点不但道出了红山文化对祖国文明的应有贡献，同时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普遍出现于我国南北各地的史前玉器，作为探索中华古文明的诸要素之一，应是责无旁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