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西拉木伦河流域这三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既有一定共同性，又各个具备不同的特点。比较起来，它们之间的特殊性要大于共同性。

　　它们的共同之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二，它们都过着定居生活。在遗址中都发现过房屋遗迹，它们的房屋都是半穴居式的简陋的棚屋。还没有完全脱离“穴居野处”的生活。居住条件的近似，反映着它们之间的生活水平相去不远。

　　第三，它们都使用陶器作日常生活器皿，也都有饰以压印纹的夹砂粗陶，陶器基本上都是手制的。在夹砂陶上饰“Z”字形压印纹和器底留有编织物印痕，这种做法，在中原地区早就存在。如磁山、裴李岗等早期新石器遗存中就有这种做法^［22］。红山、富河也有这种做法，不但说明它们的制陶业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也反映着西拉木伦河流域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是源远流长的。

　　它们的相异之处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分布范围不尽相同。大体说来，红山和小河沿文化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南侧支流的英金河、老哈河一带，东达辽宁朝阳、锦州地区，南抵燕山地带，西至克什克腾旗。而红山文化往北还越过西拉木伦河。从其覆盖面看，红山、小河沿的居民，有着比较广泛的活动空间；富河文化仅仅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北侧支流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往南没有越过西拉木伦河，只局促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红山与富河相交插。由杨家营子的叠压关系看，红山早于富河在这一带活动过。这不表明两者之间绝对的早晚关系，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红山文化退出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后，富河文化进入了这一地区。由于红山、小河沿文化的阻隔，使富河文化始终未能越过西拉木伦河。   

　　第二，经济生活不同。红山文化是一种从事农业的先民的遗存。石器中多见农业生产工具。以典型的掘土工具来说，仅赤峰红山遗址就得石“耜”百余件。西水泉出土的57件大型石器中，石“耜”就有18件，占1/3以上。除石“耜”外，在红山文化中还常见用于收割的石刀、蚌刀和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仅西水泉石刀就出土13件，在28件残蚌器中，可以辨认出的蚌刀就有3件。红山文化有着相当发达的原始锄耕农业。细石器数量少，由于骨料缺乏因此不见骨器，都说明狩猎业在红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中是微乎其微的。

　　富河文化则是从事渔猎经济的先民的遗存。因此，在生产工具中有大量的细石器，骨器数量也占了很大比重；从器物种类看，既有直接用于渔猎生产的石镞、骨镞、鱼钩、鱼镖等，也有用于修刮兽皮、切割兽肉的刮削器、骨柄石刀，还有用于剖砸兽骨的砍砸器、凿形器；通过兽骨的鉴定，更具体地勾画出他们从事狩猎的生动图景。

　　经过鉴定，兽骨标本有野猪、鹿类(包括麝、狍、麋)、黄羊、狗獾、松鼠、狐以及犬科和洞角类动物。其中鹿类最多约占50%，次为野猪约占17%，狗獾约占9%，洞角类数量少，仅占2%左右。它们都属于现代东北动物区系中的山地森林动物。其中偶蹄类最多，不见草原奇蹄动物，也没有大型猛兽。犬类标本少，不能确定为家犬。在全部遗骨中，没有可以认为是家畜的^［23］。

　　富河文化从事渔猎经济，是受着自然条件制约的。当时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今日大不相同。这里曾经被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着，是山地森林动物的出没之所，也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狩猎活动提供了理想场地。今天，我们面对着自然植被稀疏的沙丘，可以看到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后的严重景象。

　　至于小河沿文化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有着从事农业生产而兼营狩猎的特点。磨制精细的带孔石铲，取代了石“耜”。掘土工具的改进必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房屋周围密布着窖穴，也说明农业产量的提高，生产日趋稳定。他们的骨器数量比红山文化多，骨器的种类也很多，说明骨料来源充足。细石器中的石镞、刮削器及骨柄石刀更是直接用于狩猎活动的。

　　第三，生活方式不尽相同。由于农业生产不同于狩猎，农业把人们的生活来源建立在比较牢靠的基础上。因此红山、小河沿文化居民的生活，比富河文化居民的生活更有保障。红山、小河沿文化的制陶业较为发达。除以夹砂筒形罐作炊器外，他们器物的类别日益增多，说明生活需要的多样性。红山、小河沿的彩陶是实用的工艺品，以此来装点美化自己的生活。小河沿文化还出现了鸟形壶、鸭形壶、原始绘画及文字符号，出现了镂孔技术，人们的装饰品增多等等，无一不说明物质生活的充足，使他们的精神文明更加充实。   

　　红山文化的彩陶与仰韶文化的彩陶，无论从制法上，还是某些风格上都有极其相似的地方。反映出他们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其时代应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女性陶塑反映人们对妇女的尊重和崇拜，因此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与仰韶文化相当，当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期。   

　　小河沿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更有着许多一致性。如带孔石铲、豆类器物的普遍和镂孔技术，一些彩陶图案基本母题与技法、单人葬与男女合葬墓、文字符号等等都表现出他们与内地大汶口的联系更加紧密^［24］。小河沿文化男女合葬墓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正处在巨大变革中，使对偶婚姻形态更趋稳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早于小河沿文化。他们活动于同一区域内，从单一的原始锄耕农业走向多种经营，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日趋紧密等，说明他们有着直接的承袭关系。至于富河文化则有很大的不同。红山与富河是两个活动于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经济生活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他们在接壤地带相对时间顺序，不表明绝对年代的早晚。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红山文化退出乌尔吉木伦河后，富河文化才进入这一地区。两者都各自有着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但是，两者之间某些文化因素的相似，又说明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和影响。

　　在辽宁省境内，辽河流域还有新乐下层文化分布着^［25］。新乐下层文化和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富河文化，也有着某些相同的文化因素，如“Z”字形压印纹、筒形罐、偏口罐等。那么，新乐下层文化和内蒙古东南部几种原始文化之间的关系，应是值得注意和有待于今后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 

　　［1］［8］《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

　　［2］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3］《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4］《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65年10月第1版。

　　［5］吕遵谔： 《内蒙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6］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

　　［7］汪宇平：《内蒙昭盟赤峰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11］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12］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昭乌达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63年第10期。

　　［13］李恭笃、高美璇：《试论小河沿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15］锅撑子山遗址1930年梁思永先生首先调查。见《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的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一文，载《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又做过调查与试掘。见吕遵谔：《内蒙林西考古调查》，《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曾以该遗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据前注李、高两位同志的文章，锅撑子山遗址还有小河沿文化遗存。

　　［16］内蒙古文物工作组：《昭乌达盟巴林左旗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17］杨家营子的材料尚未发表。刘观民、徐光冀在《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发现与认识》一文中，提到该遗址有富河与红山文化的叠压。载于《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考古论文集》。

　　［18］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考古》1974年第5期。

　　［19］内蒙古文物工作组：《昭乌达盟巴林左旗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20］石棚山墓葬材料尚未发表。我们根据李恭笃、高璇美《试论小河沿文化》一文引述的。

　　［21］《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展》一文，在叙述夹砂褐陶筒形瓮时说：“器底有编织纹。”但《试论小河沿文化》一文中说：“不见编织纹和‘之’字形篦纹。”

　　［22］《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23］富河沟门遗址的兽骨鉴定，是依据刘观民、徐光冀：《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认识》一文中提到的。

　　［24］参阅《试论小河沿文化》一文。

　　［25］沈阳市文管会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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