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资料提供了8世纪中叶物价的某种概念：一个奴隶值200德拉克姆(平均)；一匹马值200德拉克姆；织锦(大匹)值100德拉克姆；织锦(小匹)值60德拉克姆；丝(一卷)值28德拉克姆；一对公牛值12德拉克姆；一头母牛值11德拉克姆；一种鞋(kafshi)值1～2德拉克姆；大陶罐值2德拉
克姆^［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使大量极其贵重的商品得以在中国、中亚诸国和地中海诸国，特别是拜占庭之间流通和交换。不仅个别的商人和行会(如印度的情况)，而且国家也参加这种贸易；统治者们对这种贸易的利润也很有兴趣。外交关系往往取决于商业和经济利益。索格底亚那人、西突厥人与萨珊伊朗关于丝绸运输通过伊朗领土的冲突，以及一起使用穿过高加索北部道路的突厥和拜占庭建立军事和政治联盟(针对萨珊)，都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2］。 应该注意，丝绸之路不仅对商品的交换，而且对人员、文学著作、艺术品、思想和观念的交流都做出了贡献。

　　3～8世纪也是一个艺术和智力活动，特别是造型艺术——绘画和雕塑高度发展的时代。在中亚有一些重要的艺术中心很繁荣。在法亚兹—达坂、托普拉克—卡拉和米兰的最早的实例清楚显示了希腊和罗马影响的痕迹。

　　有几个中世纪早期的绘画流派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不过在风格和图像方面大相径庭，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它们的外部联系和所受的外来影响不同。东突厥斯坦的各个艺术流派有很强的印度影响的烙印，在一个阶段(唐代)则受中原影响；在中亚，特别是在索格底亚那，以当地传统和模式为主；在阿富汗斯坦，特别是在巴米扬艺术中，是当地、印度和伊朗传统的融合。

　　在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揭示了不同流派和传统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伟大的和田艺术家尉迟乙僧(Visha Irasang )的作品及其对中原和朝鲜、日本艺术文化的影响特别引人入胜^［23］。中亚中世纪早期的雕塑是壮丽的，其犍陀罗起源，以及加上去的一层笈多影响清晰可辨。与此同时，当地的因素也很强。巴米扬53米和35米高的立佛像、阿吉那—达坂和达坂—萨尔达尔巨大的佛陀涅像代表了它的一种典型特点。敦煌石窟的佛教绘画和雕塑富丽堂皇。洞窟墙壁上的壁画面积有45000多平方米，还有两千多尊雕像。敦煌的一尊巨大佛像高达33米，可以与巴米扬大佛媲美。精心的构图描绘了许多形象，技巧和多种色彩运用完美，令人叹为观止。在绘画和雕塑方面，世俗和宗教(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题材百花齐放。这些艺术分支是作为一种单一艺术密切相关的部分而得到发展的^［24］。

　　中亚也以其高水平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艺术闻名于世。来自中亚的青年和少女表演两种舞蹈：“软舞”和健舞。品治肯特保存有舞女的大木雕像。用精雕细凿的手法表现了一些裸露到腰际的少女。左手放在臀部，右腿膝部弯曲，与伸直的左腿交叉。项链、一串串小铃铛、躯体下部精致的服饰——所有这一切都与幽雅修长的人体配合得天衣无缝。这使人联想到汉文描述的“柘枝(塔什干)舞”，这种舞蹈是由两个女童表演的：

　　身穿饰银带的五色绣罗宽袍和典型的西极才有的窄袖罗衫，头戴尖顶胡帽，帽上挂着金铃，脚登红锦靴。她们先藏在两朵人造莲花中，莲花瓣打开，她们出现在观众面前，随着急促的鼓声起舞。这是一种含情脉脉的舞蹈，舞者向观众递送秋波，舞至曲终，则半袒其衣，裸露双肩，欣喜的诗人写道：“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25］ 

　　中亚人也以产生优秀的音乐家而著称。我们知道10种布哈拉乐器的名称。有用于歌唱和用于舞蹈的曲调。有些舞蹈和歌唱是单独表演，有些则是集体表演。音乐在龟兹高度发达，那里的管弦乐队由20个音乐家组成。唐代龟兹曾演奏一种名叫“大定乐”的乐舞，有150多人参加——这是一种复杂神奇的鼓乐。出土于苏巴什的一个圣物箱上描绘了这种乐舞表演^［26］。

　　戏剧艺术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东突厥斯坦发现过用梵语和古普拉克利特语写的佛教戏剧，那是最古老的印度戏剧。我们知道有和田塞语、吐火罗语和其他语言的文本。寺院里经常举行这种宗教戏剧的表演^［27］。

　　这个时代的文化是一种书面文化。索格底亚那孩子要学习读、写、算和其他知识。在品治肯特曾发现一本学校练习本，里面有一张索格底亚那文字母表，每个字母都有一个范本。东突厥斯坦发现过大量这样的教科书和练习本。目击者，特别是玄奘和慧超，都注意到东突厥斯坦、索格底亚那和吐火罗斯坦识字率都很高，在那里存在各种文学著作和整个完整的文学世界。靠着东突厥斯坦干燥的气候，有10万多张书面文献被保存了下来：它们是用梵文、普拉克利特文、中古波斯文、巴克特里亚文、新波斯文、叙利亚文、汉文、藏文、古突厥文和其他文字写下来的。它们大多数是宗教文献，但是也有其他各类文献——书信、旅行日记、科学著作、商务文件和文学，包括诗歌。许多著作，特别是宗教性质的著作，是翻译的，有些是双语的。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种语言的文献宝库。翻译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标准。例如，和田是唐代中国帝国朝廷的学者们求取佛教真经的一个主要中心。

　　寺院是学习和知识的中心。在寺院的缮写室里，人们抄写书本，校对文字，为了这个目的维持着一大批人员。敦煌的一个洞窟里有一个寺院大藏书室。抄写宗教著作被认为是虔诚的工作，每一个有文化的僧侣都热望参与，做一名抄写者，同时居士们则向寺院提供金钱作抄写圣书
之用^［28］。

　　翻译的文献包括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所有基本著作。翻译者常常有所增补，或重新解释原文。如果我们记着这些语言的原著以资比较，就能对当地文化和意识形态有一个概念。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保存的一些作品，以这种文献形式留传给我们，不管是原文还是翻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强调科学文献的发展。用和田塞语、索格底亚那语、吐火罗语、回鹘语、藏语和其他语言翻译的印度医学著作保存至今。还有一些历史著作和其他学科的著作。

　　这个时代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其综合性质。思想、形象和概念互相交流，在文化和智力活动的所有领域中，在所有层次上，从孤立的现象到概念，都有广泛的交流和互相渗透。这在艺术、建筑、文学和科学方面都产生了显著的结果，创造出惊人的成就。

　　唐代中国与中亚的商业和其他接触使纸张作为书写材料传给了中亚和阿拉伯人民。在敦煌、楼兰和吐鲁番曾发现3世纪的纸张残片，纸张可能在7世纪以前已经向西传到了中亚。早在650年中国纸张就已经出口到撒马尔罕。在751年的塔拉斯之战中，阿拉伯—突厥联军打败了中国军队，在俘虏当中就有工匠，包括造纸匠。他们被抓来在撒马尔罕创办造纸业，这种行业不久就从那里传到了巴格达^［29］。

　　这个时代以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为终结：伊斯兰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兴起，及其异常迅速的向北方、东方和西方扩张。中亚相当大一部分被并入了哈里发国家。就像当时的观察者和后来世代所看到的那样，8～10世纪以降中亚历史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它逐渐改宗伊斯兰教，及其融入“伊斯兰”文化圈。在这种影响下，发生了意识形态领域相当大的，有时是根本性的重新定向：穆斯林宗教及其意识形态广泛传播，渗透进了智力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是间接的，也渗透进了物质环境。但是，前伊斯兰文明在这个新世代的作用和重要性如何?   

　　中亚西部于8世纪中叶被阿拉伯征服，但是并没有立即接受伊斯兰教。根据现有资料，9世纪上半叶在谋夫有一个巴列维文写本图书馆，供人阅览和抄写摘要^［30］。当时翻译了大量的著作，例如，巴列维文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它们当中有些作品，以及巴列维文原文，包括史诗，在波斯—塔吉克文学中得到了利用。类似的工作在中亚不断地进行^［31］。阿拉伯征服后几个世纪中人们仍然用索格底亚那文讲话和书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覆盖在佛教的背景上。佛教对早期苏非主义有一定的影响，个别的佛教形象和思想相当广泛地渗透进了塔吉克—波斯文学^［32］。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传播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人民的信仰继续受古老的、前伊斯兰观念所主导，这些观念只是部分地隐藏在一层薄薄的伊斯兰化文明之下。只有直接介入穆斯林崇拜活动的一小群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前伊斯兰和非穆斯林意识形态构成了中世纪人民意识形态的核心——这种意识形态直接地、或通过民间文学，也通过书面传说或回忆——对文学、哲学和科学，以及对社会的精神氛围具有深远影响。确实，这是意识形态的温床，许多异端和群众运动都由此萌发。

　　在艺术和建筑方面可以看到同样的连续性。描绘生物形象的艺术并没有像一般所假设的那样完全消失，而是与装饰艺术并存。在拉什卡尔-伊·巴扎(Lashkar-i Bazar)(阿富汗斯坦)和胡尔布克(Khulbuk)(塔吉克斯坦)断代为加兹尼朝的壁画与阿富汗斯坦前伊斯兰中亚绘画传统有直接联系。伊斯兰迈德赖赛(madrasa)(学校)、清真寺和旅舍的典型建筑模式——四个大厅(aiān)结构在佛教建筑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阿吉那—达坂的佛教寺院提供了惊人的实例)。有充分理由假设，在佛教寺院与伊斯兰教的迈德赖赛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位于中心的伊斯兰陵墓的模式和设计也植根于前伊斯兰建筑传统中；在建造民居、宫殿以及其他建筑时，也继续利用前伊斯兰建筑传统。最后，应该注意，在城镇和城市生活的发展中，早先的传统并没有中断^［33］。

　　 因此，3～8世纪的中亚文明，或者说这个时代中亚文明结构的所有方面都是以后一些世纪伊斯兰文明许多主要因素的基础。

    注释：

   ［1］内尔德克(Nldeke)，泰伯里(Tabari)，1973年，第105页

　　［2］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1925年，1944年；皮古列夫斯卡娅(Pigulevskaya)，1940年；索洛杜霍(Solodukho)，1956年；佩里汉扬(Perikhanyan)，1973年，1983年a，1983年b；卢科宁(Lukonin)，1983年。

　　［3］《布哈拉史》(The History of Bukhara)，1954年，第9～10页。

　　［4］同上，第8页。

　　［5］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htam)，1954年；斯米尔诺娃(Smirnova)，1957年，1960年；里夫什茨(Livshits)，1962年，第34～37、62、69、134～155、176～178页，1984年，第266～267页；加富罗夫(Gafurov)，1972年，第295～300页。

　　［6］内拉齐克(Nerazik)，1966年，1976年。

　　［7］阿尔鲍姆(Al’baum)，1966年；尼尔森(Nilsen)，1966年，第140～175页。

　　［8］达维多维奇(Davidovich)和李特文斯基(Litvinsky)，1955年，第165～167页。

　　［9］加富罗夫，1972年，第299页。

　　［10］丘古耶夫斯基(Chuguevskiy)，1983年，第35、251～252页。

　　［11］安德里亚诺夫(Andrianov)，1969年；李特文斯基，1978年。

　　［12］别列尼茨基(Belenitskiy)等人，1973年；别列尼茨基等人，1980年。

　　［13］别列尼茨基等人，1973年。

　　［14］尼尔森(Nilsen)，1966年；李特文斯基和泽马尔，1971年；马亚尔(Maillard)，1983年；李特文斯基和索洛维约夫(Solov’ev)，1985年。

　　［15］斯坦因，1975年，图版LXIII，第259～260页。

　　［16］谢弗(Schafer)，1963年；别列尼茨基等人，1973年；卢博—列斯尼琴科(Lubo-Lesnichenko)，1984年；李特文斯基(编)，1995年。

　　［17］比鲁尼(Biruni)，1957年，第254～255页。

　　［18］夏德(Hirth)，1885年；埃尔曼(Herrman)，1938年；白鸟库吉(Shiratori)，1956年b。

　　［19］斯米尔诺娃，1981年。

　　［20］这些钱币中有些是镀银的，里面是铜，外面镀一层银。

　　［21］斯米尔诺娃，1963年，1981年；韦恩伯格(Vaynberg)，1977年；别列尼茨基等人，1980年；达维多维奇和泽马尔，1980年。

　　［22］莫劳夫奇克(Moravcsik)，1958年。

　　［23］谢弗，1963年，第32页。

　　［24］李特文斯基和泽马尔，1971年；别列尼茨基，1973年；鲍兰德(Bowland)，1974年；阿尔鲍姆(Al’baum)，1975年；戈利耶(Gaulier)等人，1976年。

　　［25］谢弗，1963年，第55页。

　　［26］同上，第52、54～55页；刘茂才(Liu)，1969年，第1卷，第106～107页，206～207页，第2卷，第268页；李特文斯基，1984年，第21～22页。

　　［27］吕德斯(Lüders)，1911年；贝利(Bailey)，1960年，第266～267页；埃默里赫，1967年，第43、45页；李特文斯基，1992年。

　　［28］翟林奈(Giles)，1935年，第810、812、815～817、820～826页。

　　［29］李约瑟(Needham)(编)，1985年，第296～297页。

　　［30］巴托尔德(Bartold)，1971年a，第369页。

　　［31］内尔德克、泰伯里，1973年；巴托尔德，1971年b。

　　［32］李特文斯基，1968年；吉马雷(Gimaret)，1970年；梅利基扬—基尔瓦尼(Melikian-Chirvani)，1974年。

　　［33］格拉巴尔(Grabar)，1973年；李特文斯基，1980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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