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街住宅区旁边是独立的连地基的房屋(有时是两部分组成)，那里是城镇工匠的作坊。此外还有几个小市场。

　　在遗址的北面，宽阔的广场上耸立着两组寺庙建筑群，四周有围墙。每个建筑群由建立在柱基上的寺庙本身以及一组华丽的配房组成，这些房屋四周

　　较小国家的都城皆与此类似。这些城镇的面积为10公顷～20公顷。历史上和文化上一些最重要地区的都城——谋夫、巴里黑和撒马尔罕——要大一些。撒马尔罕的面积为200公顷，谋夫的面积为300多公顷。现在估计像谋夫这样最大的城镇人口为6万^［13］。在东突厥斯坦，像吐鲁番的高昌这样非常大的城镇也很繁荣。它们是城市化的重要的、高度发展的中心，也是政治权力、经济生活、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城市化的过程也发生在早先完全是游牧民族的地区，尽管程度并不那么显著，比如在图瓦(Tuva)的回鹘城镇和某些蒙古高原上的城镇。

　　建筑业和建筑技术已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不同地区的建筑物在风格上有显著差别，可以辨认出不同的建筑流派，比如索格底亚那、花剌子模和吐火罗斯坦建筑流派。但是，这些当地的特点并不妨碍在整个中亚地区建立一种“多样化中的统一”。这里建造了许多式样的建筑物：宫殿；佛教、摩尼教和聂斯脱利派举行礼拜的处所和寺院、佛塔以及与伊朗宗教、佛教和其他宗教有联系的建筑物；统治者的宫殿和封建城堡；城镇贵族的住宅；城镇中产阶级和穷人的住房；店铺和作坊；墓穴；兵营以及一系列防御工事和堡垒。

　　在印度，人们写过一些建筑手册，特别重要的是500～700年间编纂的《马纳沙拉》(Mānashāra），虽然其中有一些是后来增补的。它包括对建筑物和建筑工作的详细指导，从准备建筑场地和在现场标明建筑设计计划开始，直到完工。由首席建筑师负责整个建筑工作，他的助手包括一名“设计师”。根据《马纳沙拉》(II，第36～37页)，“在这项工作（建造一幢建筑物）中，如果没有建筑师及其指导，无人能够成功。因此，它（建筑工作）应该在这些建筑师的帮助下进行。”我们在一份中古波斯文文书中读到：“没有创造者而进行创造和没有决定者而进行决定，就像没有作者而进行写作或者没有建筑师和建筑者而造房子一样不可能。”

　　分析显示，在准备设计图时，采用的组合单元，不仅考虑到各部分之间的比例，而且考虑到对称与韵律。一个例子是阿吉那—达坂(吐火罗斯坦)的佛教寺院，它是根据镜面对称原理建造的。穿过寺院的一条路和神庙中心塔的两道楼梯标明了这座寺院的纵轴，即对称设计的平面规划。整个建筑物的镜面对称是与每一半的轴对称(即全等对称)结合在一起的。主塔同样是对称的。应该注意通过对照形成韵律的设计，它形成了鲜明的节奏感：僧房的千篇一律；长廊的交错和差异，它们的连续性被两部分组成的神庙所中断，神庙的位置与长廊形成直角；围墙线条的平滑被大厅(aiān)的壁凹所打破。这与单一的比例体系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和谐的平衡与统一。这些建筑物(就像在其他中心一样)显示了一种建筑要素、造型艺术要素和象征要素的综合。建筑本身及其装饰(壁画、浅浮雕和其他雕塑)的有机融合产生了很强的表现力。

　　建筑物美学方面的完美与建筑本身的高质量结合在一起。墙主要是用泥砖(pakhsa)和夯实的黏土块建造的。屋顶主要是拱形的和圆顶或平顶的。圆顶是用内角拱来支撑，内角拱常常是有拱的；拱形屋顶是楔形的，是用若干块斜的屋面拼在一起建成的(如萨珊宫殿中所用的方法)，它们可以有相当大的跨度。相邻建筑物拱顶与拱面之间的外层空间修有辅助性的穹隆。在其他实例中，屋顶是由装饰华丽的木柱支撑的(吐火罗斯坦、索格底亚那和东突厥斯坦)。在东突厥斯坦和中央亚细亚木柱建筑的发展是与印度石柱建筑的兴起同时的，它们的发展互相关联。中亚建筑物装饰华丽的穹隆顶塔天花板代表了另一种变体。洞窟建筑物(个别洞窟和成系列的洞窟)也已出现。它在东突厥斯坦的出现是与通过巴克特里亚传来的印度影响联系在一起的^［14］。

　　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城镇，那里的工艺标准高于农村。城镇的工艺种类多得多，使用比较先进的技术：陶器是用陶轮生产的，生产的纺织品艺术质量较高。实际上每一个城镇都有陶器生产。在盖乌—卡拉(谋夫)发现了14个陶窑，说明当时已经有非常先进的造窑技术。陶器质量也非常高——和田出土的装饰繁富的器皿富丽堂皇。中亚也生产大量玻璃器皿，有些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质量。七世纪初，从吐火罗斯坦运往中国的玻璃器皿受到了高度赞美。

　　铁匠铺、铜器铺和首饰铺的数量大增，产品各种各样：农业工具(古犁的铁铧和镰刀)；手艺人用的工具和家庭使用的工具(斧头、锤子、手斧和凿子)；日常用具(加固金属板、钥匙、剪刀、镜子和扣子)；批量生产的和定做的珠宝首饰。武器包括为贵族生产的富丽堂皇的短剑和宝剑，以金子和镶嵌的宝石为装饰。还应提及金属细工(它显示了不同文化影响交互作用的证据)，即用贵金属制作的器皿，这方面索格底亚那特别著名。

　　纺织也是一种重要的工艺。大规模生产的纺织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但是丝绸生产也增加了。早在五世纪初吐鲁番绿洲的纺丝业就得到了高度发展。从哈剌和卓古墓出土的一份418年的汉文文书提及养蚕用的匾，一份456年的汉文文书描写了在高昌生产的彩色丝织品(这份文书显示，丝织技术仍然处于早期阶段)。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一块木板上有一幅生动的图画，描绘了一位中国公主把蚕种从中国偷运到和田的传说^［15］。五世纪喀什噶尔、库车与和田已经能生产丝绸织品。后来丝织传到了索格底亚那。这种纺织品生产的主要中心之一是布哈拉附近的赞达那(Zandana)。赞达那的纺织品图案华丽，描绘了山羊、马、鹿和其他动物。许多图式受到拜占庭和伊朗纺织品的影响。

　　皮革和裁缝业等其他工艺也很普遍，发展水平很高^［16］。有些商品就在其产地城镇的市场(品治肯特的市场已经被发掘)和集市上出售；有些销往农村地区；有些销往外省或出口。因此城市手工业是为商业目的服务的：它们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向城镇贵族提供了收入。乡村手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性质的，只有某些产品才在城镇的市场上出售。

　　文字史料强调在东突厥斯坦和索格底亚那的城镇之间有广泛的贸易联系。索格底亚那人是著名的商人，以其商业技巧名闻遐迩。在布哈拉，城市的城门当中有一个甚至被称为“市场门”。根据比鲁尼的记载，有些居民点每个月有一次集市——有一个集市甚至长达7天^［17］。阿拉伯人把沛肯城称为“商人城”。721年有一支由400名商人组成的商队曾在俱战提被扣押。人们继续使用丝绸之路，也使用东突厥斯坦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南北道路。《汉书》(卷九六上，卷五上)对此有这样的描写：

　　从鄯善（罗布泊地区）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叶尔羌），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帕米尔），则出大月氏（贵霜国）、安息（帕提亚）。自车师前王庭（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喀什噶尔），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费尔干纳）、康居（锡尔河中游地区）、奄蔡（靠近咸海）。

　　在公元1世纪，这些道路的方向(以及这个道路网络)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道路。例如，因为南面某些绿洲丧失了生命力，南道向更南的地方移动。汉文史料在描写穿越东突厥斯坦的这些道路时，提到了“中道”(或“直道”)，也提及了“新道”。

　　如古代史料所记载，这些道路从中原西部边境出发，穿越中亚。最南面的道路穿过塔什库尔干和帕米尔的艰险山口，抵达瓦罕，然后抵达巴里黑。另一条道路从喀什噶尔出发，穿过捷列克达范(Terekdavan)山口、阿赖(Alai)谷地和喀拉铁金(Karateghin)，也抵达巴里黑。第三条道路穿越费尔干纳谷地，抵达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在这些城镇之间，有一条支路通向南面，抵达巴里黑，另一条支路抵达谋夫。从瓦罕部分和巴里黑，有一些道路通向印度，通向犍陀罗地区，远达印度河口，从那里通向南印度。通向地中海诸国的海路是从南印度的一些海港出发的。   

　　另一条道路从巴里黑出发，向西远达谋夫，穿过伊朗，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再从那里通向大马士革^［18］。一条道路穿过费尔干纳抵达塔什干绿洲，从那里通向咸海，穿越花剌子模、伏尔加河下游、高加索北部和黑海北岸。

　　在5～7世纪之间，北道向更北的地方移动。它穿过哈密(Qomul)和别失八里，继续往前穿过伊塞克湖和塔拉斯河，然后通向阿姆河和伏尔加河下游，从那里通向高加索北部，然后抵达特列比宗德(Trebizond)。

　　不用说，在这些商路的不同部分不同时代，贸易状况千变万化。最活跃的商人是索格底亚那人，但是中国人也沿着这些道路来来往往。在整个道路网络的各地都发现了广泛贸易的物品和钱币证据。钱币的广泛使用反映了贸易的高度发达。在国内贸易中青铜钱币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品治肯特和塔吉克斯坦南部发现了大量铜钱。唐代的中国铜钱在东突厥斯坦广泛流通，谢米列契^［19］(所谓突骑施钱币)、塔什干绿洲、乌什鲁沙那、花剌子模和其他地方发行各种不同样式的铜钱。当地钱币主要(虽然并非绝对)在发行它们的国家中流通。瓦克什的少量钱币发现于邻近诸国，而得到彻底研究的赤鄂衍那却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品治肯特，虽然品治肯特本身发行的钱币占主导地位，从索格底亚那其他中心，特别是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赭时(塔什干绿洲)来的钱币也有流通。

　　大量青铜钱币是与城镇市场上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出售联系在一起的，也可能是封建统治者作为租金征收的剩余价值。但是，穆格山索格底亚那文文书中有一个例外，提及的钱币不是铜币而是银币。它们是萨珊国王白赫兰五世(42l～439年)的德拉克姆的仿制品，不过是在河中地铸造的。它们主要是在布哈拉铸造，通常被称为“布哈拉胡达特钱币”，这是从布哈拉统治者的尊号得名，不过撒马尔罕也铸造这种钱币。到了8世纪，原来的巴列维文钱铭在无数次模仿以后已经无法
辨认^［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