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世纪也有大量奴隶和其他依附人口生活在索格底亚那和东突厥斯坦。他们属于不同的范畴：买来的奴隶、战俘沦为奴隶、作为人质的奴隶，以及自己投靠一个主人以寻求庇护的奴隶。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家庭成员出售为奴。阿拉伯历史学家关于征服中央亚细亚的记载中提到相当大数量的奴隶。托

　　在穆格山文书中，派出去干活的农民被称为“人”。语言学家分析各种农民中的这一名称，强烈主张其最初含义是“强制劳动者”。有些工人为了获得报酬而尽责。还有一类农业人口，由佃农和农夫组成。一个村社看来就是一个父系族群。

　　统治阶级的社会等级比较复杂。最高等级是统治者——阿弗申和伊赫希德(ikhshid)，他们是索格底亚那的最高统治者。在他们之下是自由人和贵族(āzād)，包括德赫干和大德赫干。他们是大地主(有时是整个省份的拥有者)，享有相当大的权力，有自己指挥的武装侍从。这些侍从称赭羯(chakir)，是专业武士，组成武装力量的核心。他们以勇烈著称。

　　7世纪末8世纪初，布哈拉可敦(女王)每天的习惯是这样的：

　　坐在宝座上，面前站着奴隶、后宫的管事即太监和贵族。她为居民规定了一项义务，要德赫干和王子们每天轮流派出二百个年轻人，束着金腰带，〔肩上〕佩着剑，站在一段距离之外，听候差遣。每当可敦出来，所有人都向她致敬并站成两排，听她垂询国务。她发出命令和禁令，给她喜欢的人一件显示荣耀的袍子，随心所欲地惩罚任何人……傍晚的时候，她以同样的排场出来，坐上宝座。一些德赫干和王子在她面前站成两行，直到太阳落山^［3］。

　　上引布哈拉历史学家纳尔沙喜(Narshakhi)的记载，生动地描绘了大省的统治者及其封臣的关系。这些细节被索格底亚那的图像资料所证实。统治阶级拥有大量财富和依附人口。在布哈拉，人民的“大部分”是尊号为布哈拉·胡达特的统治者的“农民和仆从”^［4］。

　　考古资料也为当时人们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别提供了证据。例如，在卡拉-伊·卡弗尼甘，发现了一座属于当地统治者的奢侈的官邸：在其旁边就可以看到普通市民简陋的住处。品治肯特的发掘中发现了这个城镇贵族的两层楼的豪宅，更确切地说是宫殿，每一座几乎都可以说是一个艺术画廊。巴拉利克—达坂城堡壁画描绘了宴饮的德赫干：服饰华丽的男女坐在或斜倚在毯子上；男子束金腰带，上面佩着宝剑和匕首。背景上绘有仆从，他们的地位显示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只有其主人的一半大小。

　　就像在伊朗一样，行政体系得到了高度发展。在索格底亚那，最高一层是吐屯(可能是文官之首)、法尔曼达尔（farmandār）(负责财政和经济事务)、享有特殊荣誉和影响的武装力量总指挥( ’ykn)以及书记长(dapirpat)，还有税吏。当地的行政机构由居民点和农村地区的统治者、村长和其他官员组成。索格底亚那的行政体系在中世纪早期运作得有效而平稳。所有收到和转交的贵重物品均记录在案；记录、登记和收据都经过草拟；所有的文件都有副本，签署文件时还盖
上印^［5］。

　　中亚社会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城镇和城市人口，村庄和乡村农业人口，以及草原(有时是山地)及其游牧人口。从居民点的结构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中可以了解许多情况。例如，在花剌子模的伯库特-卡拉，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口的分布。这个绿洲是沿主要渠道分布的狭长的一条(约40公里×4～5公里)。设防的农庄里是一些带院子的大房子，互相只隔开200～300米远。若干农庄以一个城堡为中心，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巢”，共有8～13个“巢”。大部分农庄很小，拥有的耕地面积与它们的大小成正比。绿洲中最大的城堡是伯库特-卡拉，城堡脚下有一个小镇，是手工业生产的中心。看来这个绿洲容纳了几个大村社，总人口约七八千人。农庄上居住着不同规模的父系族群^［6］。

　　吐火罗斯坦的巴拉利克-达坂城堡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以了解城堡的面积和规模有多大。这是一幢孤立的建筑物，有十米高，外加六米高的柱基。在上层平台上，有一个面积为24米×24.5米的建筑。在地面一层的中央，有一个正方形的大庭院，庭院有一些狭窄的部分相通的走廊通向外面。建筑物的外墙有射箭、瞭望的孔眼。地面一层的庭院中建有两座建筑物。庭院的西北角是一幢4.85米×4.85米的正方形建筑物，四面都有苏法(sufa)。几面墙的整个表面是一幅描绘宴饮的著名壁画(这座建筑物可能是举行仪式的宴会厅)。连接这座建筑物的是一座5.3米×9.3米的长方形接待厅。沿墙树立着苏法，中心的基座上有一个火坛。屋顶是平的，梁上有雕刻。有些建筑物是二层楼。

　　另一种类型的城堡见于赞—达坂(Zang-tepe)，也在吐火罗斯坦。这是一座150米×150米的正方形遗址。其东北角是一个城堡废墟：上层平台面积40米×40米，高15米^［7］。

　　城堡往往建筑在河岸上，控制着主要灌溉渠道的上游^［8］。这些城堡建筑在中亚地区的平原或山上，它们的设计根据各自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而大相径庭。但是，城堡的主要特点是经常把贵族住宅的功能与高度发展的防御功能结合在一起。根据加富罗夫的研究：

　　城堡就像沙赫里斯坦(本城)和要塞一样，是贵族——即书面资料中提到的贵人——的住处。城镇和大量城堡的结构、艺术风格和“武士生活”的传统、大贵族的武装侍从、政治的不统一和封臣制度的痕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种封建制度逐渐形成：

　　从五世纪到八世纪，它的制度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关于制度的许多情况还只能根据间接证据加以概括，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央亚细亚的非游牧地区在五至八世纪正在走上封建发展的道路^［9］。

　　整个中亚的情况可以说就是如此。

　　应该强调这种社会发展在整个地区远非一致的。例如，宗教在不同地方的作用就大相径庭，虽然宗教在这个地区的所有部分都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吐蕃和和田形成了神权国家。

　　游牧社会的发展也伴随着封建化的趋势，虽然采取的是一种不那么明显和更有特点的形式。这种趋势在突厥社会中最显著。

　　把中亚社会作为整体考虑时，它经济上的复杂性变得更加明显。农业是相当集约化的，人工灌溉非常普遍，特别在绿洲国家里更是如此。简单而有效的取水装置将河水引入灌溉主渠，这种渠道长达数十公里，有时长达数百公里。在花剌子模(由阿姆河供水)、索格底亚那(由泽拉夫善河供水)、吐火罗斯坦(主要由昆都士河〔Kunduz Darya〕、瓦克什河、卡菲尔尼甘河〔Kafirnigan〕和苏尔汉河〔Surkhan　Darya〕供水)有许多这样的渠道，在塔里木盆地情况也是如此。只要需要，就会建筑沟渠、水坝和其他水利设施。在呼罗珊和西突厥斯坦部分地区，如果具体的地形需要，就会打坎儿井(kahrīz)。

　　其他灌溉水源，比如泉水，也会加以利用。大渠道从主渠道分出，水从大渠道流入灌溉网。在敦煌地区，耕地是人工灌溉的。在唐代，在这个地区有七条主要渠道，我们还知道一百多条小渠道的名字。有一支很大的维护人员队伍，这支队伍需要适当管理^［10］。在比较潮湿的山地和丘陵地区，靠下雨种庄稼，但是产量不高。

　　整个地区都使用各种样式的铁铧木犁、铁铲和铁锄以及大小铁镰。农业、园艺和果园生产的多样化已经接近今天的水平。当时已经使用比较先进的工具和设备加工农产品，包括压榨葡萄以制酒的设备。除了手工压榨葡萄外，还有用牲口拉的大压榨设备，甚至有用水利推动的更大的设备(磨盘直径大到1米或1米以上)^［11］。

　　农村人口和农业活动大部分仍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与此同时，农业向城市人口和游牧民族供应食物，这说明存在着贸易，主要是物物交换。不过进入市场的商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基本上是农民交给封建领主的实物地租。敦煌、吐鲁番和东突厥斯坦其他地方出土的文书显示，不仅自由农民，而且各种依附人口也缴纳这种地租。在佛教地区，具有管理系统的寺院农庄在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草原和半沙漠的广大空间里，生活着游牧和半游牧部落，他们从事一种原始农耕。他们的技术是家庭手工业性质的，不过像金属细工这样的工艺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游牧民族，特别是他们的贵族，用剩余的牲畜交换农产品，更多的场合是用以交换城市手工业产品。

　　在有绿洲的中亚，城市化高度发展。虽然城镇比农村居民点少得多(例如，在吐火罗斯坦，比例是每有一个城镇，就有七八个农村居民点)，但是城镇是整个基础的要素，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的中心。

　　在中亚一些最大的城镇中，中世纪早期的结构通常都埋在中世纪许多考古层下面。对许多中型城镇(作为地区中心)进行调查和历史研究要容易得多。在这些城镇中，对品治肯特作过最详细的研究。这座城镇由沙赫里斯坦(本城)、要塞(内城)和郊区组成。

　　沙赫里斯坦面积为19公顷，周长1750米，围绕着坚固的防御体系，与西面的要塞连接在一起。郊区多坐落在沙赫里斯坦的东面和东南面，只有一片郊区坐落在南面。沙赫里斯坦的街道纵横交错，这些街道有时是平行的，有时合为一条。主要街道的宽度是3～5米。沿着主要街道的两旁是住宅区、附属建筑物、商店和作坊。每个街区(均为两层楼)包括十来幢房子，有一百多个房间，包括前院和起居部分。地面层的房间是拱形的，照明较差，由此可登上比较明亮和照明比较好的二层楼。二层楼的主要建筑特点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厅，屋顶由柱子支撑。沿着墙是很高的苏法；在入口对面，苏法采用一种宽阔的突出物的形式。墙上有好几道色彩鲜艳的壁画，柱子用雕刻和木雕为装饰。有些房间是主人及家人使用的，另有分开的仆人用房和附属建筑物。这就是城市贵族之家的模样。在住宅区，还有属于普通城市居民质朴甚至简陋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