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时，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王公和将领，对维护唐朝的统一，曾做出重大的贡献。如阿史那杜尔原为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于贞观十六年(636年)归服唐朝，历任交河道行军总管、昆丘道行军总管，曾率众打败高昌(今吐鲁番地区)、龟兹(今库车地区)，维护了唐朝在新疆的统一。契苾何力原为铁勒族契苾部

　　在目前我们把陕、甘、宁、青、新五个省，通称为西北地区。有的人把西北地区称之为边远地区，这种看法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地理的情况，也不符合中国现实地理的情况。陕西省为我国许多朝代建都的地方，西周建都于镐(今长安丰河以东)，秦朝建都于咸阳，此后西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隋、唐皆定都长安。至于说到甘肃东部，向来也被认为属于中原地区，连黄河上游也被认为是中原地区。陕西与甘肃东部同为夏、周、秦三个朝代的发祥地。

　　以上所说的一段话，本意在于说明在历史上，西北地区与祖国其他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不能像有些书那样，看做是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古代，丝绸之路既是我国与亚、欧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也是国内各地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古代长安曾经是许多朝代的首都，曾经长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西方商人荟萃的地方，所以才有“但有绿杨堪系马，条条大路通长安”的说法。   

　　在古代，通过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与外国的交流；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先从中国与外国的交流说起。西方各国的文化传入了我国，如印度的佛教、因明学、乐律、乐曲、乐器以及制糖技术。从阿拉伯传入了伊斯兰教、天文学、医学以及制造烈性酒的技术。从波斯传入了祆教(拜火教)和摩尼教(明教)。从叙利亚传入了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还有许多冠以“胡”字的多种农业作物，也是由西方各国传入我国的，如胡豆(蚕豆)、胡桃(核桃)、胡蒜(大蒜)、胡荽(芜荽)、胡瓜(黄瓜)、胡麻(指脂麻而非芝麻)、棉花(先前很不理解，其被称为“垅种羊”或“种骨羊”，误认为是种在地里长出的羊毛)、菠菜(波斯莱)、葡萄等。另外，胡琴(多种弦乐器)、胡床(马扎子)、胡食(唐代长安的毕锣——抓饭、烧饼、胡饼)、大宛马等。以上所述多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入，大大丰富了我国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同时，我国的丝绸、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掘井技术、金属器皿与冶金技术、瓷器、漆器、各种工艺品、中医(脉理、针灸等)、中药(黄连、大黄、肉桂、莪术、无患子等。黄连为青霉素发明以前最主要的消炎药物)、梨(印度古称支那弥，唐言汉持来)、桃(印度古称至那逻弗逻，唐言汉王子之意)，以及我国儒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等，也传到了西方国家。 

　　古代的陆地丝绸之路，有所谓森林道、草原道、羌中道等，但是最主要通道，则是通过甘肃河西走廊进入南疆农业区，再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西方各国的通道。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不能把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仅理解为上述几条道路上的线性交流。譬如从长安出发，在国内要通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于阗、和阗与高昌、龟兹、疏勒等重要城市，然后再通过这些城市的辐射区，所以说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仅是几条通路上的线性交流，而且是密如蛛网的大面积上的交流。在丝绸之路上，我国国内的交流如此，在与国外交流部分也同样如此。 

　　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国际交流上对我国与外国，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希腊、罗马以及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诸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有益的作用，对有关各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也都有所改善。同样，在我国国内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的交流，加深了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的关系。不仅仅加强了我国西北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加强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参与外国交流的物资而言，有瓷器、漆器、茶叶、丝绸、药材，主要是全国各地区，特别是我国南方各地区、各民族所提供的。 

　　在上文我们曾对西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对祖国政治、经济上的贡献做过一些扼要的论述，在这里我们还需对西北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做一些简略的论述。同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一样，西北的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从西汉以后，特别是南北朝以后，从新疆流传到全国各地的乐种主要有龟兹乐、于阗乐、疏勒乐、高昌乐、伊州乐等，从河西地区流传到全国各地的乐种，主要有西凉乐、敦煌乐、甘州乐等。在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就有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和西凉乐。其中龟兹乐与西凉乐在民间是最为流行的^［4］。《旧唐书·音乐志》中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数百首，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在内地流行的盛况，正如唐朝诗人元稹在《法曲》中写的：“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也如唐朝诗人王建在《凉州行》中所写的：“城头山鸡呜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当年龟兹乐、西凉乐等在内地、边疆流行的盛况，不仅见于大量的诗歌与散文，其美妙的舞姿和乐器的图像，还保存在新疆、甘肃的克孜尔石窟、莫高窟等众多壁画中。龟兹乐、西凉乐等乐舞还传到了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我国长短句的韵文——词，来源于内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歌。宋词中有许多词牌的名称，仍保持着古代新疆龟兹乐与河西西凉乐的曲牌名称，如《苏幕遮》、《八声甘州》等。与龟兹乐中的大曲有密切关系的唐宋大曲，与我国戏剧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我国戏剧中的一些乐器，沿用《龟兹乐》、《西凉乐》大曲中的一些乐器，如“拨头大面”。唐朝诗人白居易所写的长诗《西凉伎》，粗粗看过似乎所写者仅为狮子舞，仔细研究便发现是一出寓意深刻的讽刺舞剧。凉州狮子舞剧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安史之乱后各族人民所身受的苦难。凉州狮子舞节目和舞狮人，本来是安西都护府送往长安的，后来吐蕃贵族乘机强占了河西等地区，流落在长安的少数民族的舞狮人，因道路阻塞有家归不得，渴望祖国统一。《西凉伎》中写道：弄狮人询问扮狮子者，“泣问狮子双涕垂，凉州陷没知不知”?之后，“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以及“有老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缘边空屯十万兵，饱食温衣闲过日”，“奈何仍看凉州伎，取笑姿欢无所愧”?如此等等的剧情，均足以证明《西凉伎》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舞剧。 

　　我国的三大英雄史诗，为《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王传》为藏族的英雄史诗，广泛流传于我国藏族聚居地区，也流传于土族和蒙古族之中，在国外流传于不丹、尼泊尔，为我国最长的英雄史诗。《玛纳斯》为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长约20万行。其缺点是有着浓厚的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江格尔》为新疆蒙古族额鲁特部的英雄史诗，流行于蒙古族中。解放前这三部英雄史诗，主要靠民族艺人口头传唱。解放后，这三大史诗经搜集整理后都先后译出了汉文本，并出版了蒙古文本、藏文本，深受各民族文学爱好者和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在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中，曾产生过一批著名的学者。唐朝时疏勒人慧琳，曾用汉文撰写过著名的佛教辞典《一切经音义》。五代时祖籍新疆的尉迟著有《中朝故事》。在宋朝时，维吾尔族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用阿拉伯文编写了《突厥语辞典》。维吾尔族诗人玉苏甫·哈斯·哈吉甫，写了13万多行的长诗《福乐智慧》。在元朝，有许多新疆作家用汉文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散文，例如：萨都剌著有《雁门集》，契玉立著有《世玉集》，马祖常著有《石田集》，贯云石写了许多散曲，被收入《朝野新声》与《太平乐府》两书。上述诸书在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其重要的位置。 

　　在新疆古代的翻译家中，东晋时，库车人鸠摩罗什精通焉耆龟兹文(旧称吐火罗文)、焚文和汉文，为中国佛经的三大翻译家之一。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命维吾尔族人塔塔统阿用回鹘文字母转写蒙古语，创制了蒙古文，为蒙古族最早使用的文字。元朝初年，维吾尔族翻译家安藏，先后将《贞观政要》、《申鉴》、《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译为蒙古文。 

　　在新疆库车、拜城、吐鲁番、鄯善等地，至今还保存着728个石窟寺，保存着大量的美轮美奂的壁画。在甘肃境内，除闻名环宇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丙灵寺、天水麦积山以外，还有西起玉门昌马河、酒泉文殊山，东至陇东的南、北石窟寺、合水莲花寺等重要石窟寺20余处。它们保存了大量精美的泥塑、石雕和壁画。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1972～1973年在嘉峪关市发掘清理的魏晋墓葬中，“有6座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多幅，大部分反映了农桑畜牧、屯垦营桑、坞壁穹庐、猎弋出行、庖厨宴乐、衣服器皿等各方面的现实生活。壁画以大量篇幅描绘了劳动人民从播种到扬场的一整套的农业生产过程。壁画中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采桑、屯垦、放牧的画面”。这样的壁画不仅具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形象资料。 

　　大量石窟寺中的壁画、泥塑、石雕，大都是许多世代中众多无名艺术家的作品，为全国各族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