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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各族人民对缔造祖国政治、
经济、文化的伟大贡献



谷 苞

以今甘陕为发祥地的秦国,创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秦朝,

使大统一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秦人本为东夷族。秦人与东夷族均以玄鸟为图腾。商灭夏后,费昌“去夏归商……以佐殷(商)国。故嬴

姓多显,遂为诸侯”(见《史记·秦本纪》)。后来商朝将秦人派往今甘肃清水、礼县一带,为商朝从事畜牧业生产,可能是为了满足军用马匹的需求。周朝灭商后,歧视原为东夷族的秦人。周孝王在位时,“(秦)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故孝王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周宣王时秦庄公大破西戎,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史记·秦本纪》)。公元771年,犬戎杀周幽王,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洛阳)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据《史记·秦本纪》载:“戎无道,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这以后,秦国屡败西戎,拓地至今甘肃省陇西、临洮一带,并占领巴蜀地区。国土面积大为扩张。

  秦国积极发展了农业生产,发展了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后来又进行了铁器的生产与使用,并重视建设城市,发展商业。秦国自德公至献公,建都于雍城近300年。解放后雍城遗址与礼县秦墓、凤翔秦墓等的发现和发掘,对秦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雍城遗址位于今凤翔县境内,规模宏大,胜过东周的雒邑都城,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发现有铜建筑构件64件及石磨、石犁、铜锛等生产工具。并发现宗庙、宫殿、阴凌(冰窖)等遗址。在凤翔秦墓群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发掘大型与中小型墓葬100多处。其中最大的墓葬,其规模之大为东周时期的墓葬中所仅见。出土的文物有鼎、、盘、等青铜礼器。雍城遗址秦墓的规模和出土文物情况,体现了秦国的日趋强大的国力。

  秦国在重视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同时,也很重视发展文化,重用人才。在孔子的学生中就有三人为秦人,即壤驷赤、秦祖、石作蜀,均取得优异成绩。受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蹇叔,大将孟明视,均非秦国人。谋臣由余是西戎人。自此以后,重用他国的人才,成为了秦国的传统政策。

  从秦人西迁至今甘肃,后又东迁陕西,到秦穆公称霸,这是秦人由经济文化落后状态转变为经济文化发达,国力强大的过程。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始皇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中,最为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当数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车同轨”)、移民实边等项。 

  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究竟要采用郡县制,还是沿用诸侯制,是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的。秦始皇最后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实行郡县制,反对诸侯制。春秋战国时期,在秦、晋、楚等国逐渐形成郡县两级的地方政权,起先都设在各国的边境地区。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可以防止诸侯各霸一方,尾大不掉。秦统一中国后,起初设36郡,后增至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两级的长官都由中央政府任免。县以下设乡、里基层政权组织。 

  秦始皇创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之非易。它来自对夏、商、周三代诸侯制弊端的正确总结,来自对春秋时秦、楚、晋三国试行郡县制经验的认可,也来自对“治国、平天下”理想的追求。 

  秦始皇创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朝至清朝的2000多年中,一直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并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巩固的过程。大体说来,西汉、东汉、隋、唐、北宋是发展时期,最后元、明、清三朝的600多年间,则是巩固时期,在这600多年间没有形成过分裂的政治局面。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处于边疆地区的各个民族加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时间,是有先有后的。譬如说,西域(今新疆)的各族人民是在西汉时期,应该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算起。西藏的藏族、门巴族、洛巴族,是在蒙古汗国时期和元朝加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是由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次子阔端,约请西藏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四代祖师萨班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会谈,1247年两人在会谈中决定西藏和平归顺蒙古汗国和随后的元朝。西藏之名是在康熙二年才有的,当时西藏政区的名称是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乌斯指前藏,藏指后藏,纳里速古鲁孙指今阿里地区。至于说到台湾,从秦汉以来就与大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大陆上的汉族不断移居台湾,与当地的土著高山族等民族和睦相处,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台湾正式成为祖国领土的一部分,却应从南宋算起,南宋时澎湖隶属福建路晋江县。元、明设巡检司于澎湖,明末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清朝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1887年(光绪十三年)将台湾府改建为台湾省。 

  正是由于我国边疆各地的各族人民先后加入了伟大的祖国,共同缔造了祖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久经历史考验,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充分证明了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优越性。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必须认真研究,做出正确的回答。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夏、商、周三代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建立夏朝的羌族亦即夏族,与建立周朝的周族,早就存在着互通婚姻的关系;建立商朝的东夷族与羌族,也早就存在着互通婚姻的关系,并且共同建立过部落联盟。在春秋时期,有众多的夷、狄等族移居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内,后来这些民族都融合于华夏族之中了。华夏族在秦朝时被称为秦人,在汉朝以后被称为汉人,即汉族。由此可见,我国境内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由来久矣。夏、商、周三代约1700年的历史,为秦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第二,大统一的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和睦相处。虽然大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分裂的局面。分裂局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汉族统治集团所造成的分裂政权,如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另一类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的各据一方的地区性政权,如十六国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羯等族曾在中原和巴蜀地区建立过“十六国”(实际多于十六国),其后在南北朝时期,汉族在南方建立宋、齐、梁、陈四朝;鲜卑族在北方建立过北魏,北魏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及北齐和北周。大统一时期的和平安定与分裂时期的战乱频仍相对照,迫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成为人们的共识。即使在战乱频仍的十六国时期,羌、氐、匈奴、鲜卑等民族的首领们,也都自认为他们都是炎帝、黄帝的后裔,不仅有权统治一些地区,也有权统一全国。如氐族人苻坚曾建立过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前秦,他仍渴望统一全国,曾对群臣说:“但思六合混一,以济苍生。” 

  毋庸讳言,在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虽然不断发生过民族隔阂、民族纠纷,甚至民族战争,特别是居住在长城以北、天山以北以及青藏高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与邻近汉族农业区的民族纠纷更是比较突出。但是放眼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我们对这种情况,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它们只是一时一地的历史插曲,而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始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援、共同发展。就以我国牧区民族与农业区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言,情况就是如此。古代游牧区的各族人民,由于生产不出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对农业区的民族进行掠夺,这在古代世界史上可以说是一种通例。在我国历史上,游牧在长城以北的匈奴、突厥等民族,就曾对长城以南和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进行过长期的掠夺。但是在长城以南汉族农业区城堡林立,要进行掠夺,并非易事,不仅在当时会遇到当地驻军和群众顽强的抵抗,事后还可能遭到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唐德宗继位之初,回纥可汗移地健欲乘机南下进行掠夺,其宰相顿莫合达干谏曰:“唐,大国也,且无负于我,前年入太原,获羊马数万计,可谓大捷矣。比及国,伤耗殆尽。今若举而不捷,将安归乎?”(《旧唐书·回纥传》)这个事例就足以说明,掠夺往往得不偿失,不是一个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好办法。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彼此间进行以有易无的和平的商业贸易,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是能够经常进行的。通过贸易,农业区民族可以从牧区获得所需要马、牛、羊等役畜和畜肉、畜皮、畜毛以及牧区特有的药材等,游牧区的民族也可以从农业区获得铜、铁制作的工具和生活用具、衣着用的纺织品,起初仅为丝、麻纺织品,元、明以后增加棉织品,其他还有瓷器、茶叶、糖、调味品等等。农业区与游牧区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是很强的。 

  由于我国的幅员辽阔,北方与南方、东部与西部在气温、雨量、无霜期、海拔高度等方面,各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差别,使得适应各地不同自然条件的农业和畜牧业,是有其各自的特点和优点的。因此,在各个农业区、游牧区的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互通有无的需要,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的关系。 

  第三,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是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秦始皇开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汗国的成吉思汗和元朝忽必烈、明朝明太祖和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康熙、乾隆,都为600多年间巩固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这些历史的丰功伟绩,并不能只归结为他们的个人活动,而是有很多各民族的精英和各族人民群众作后盾的。在张骞第二次通使西域之后,游牧于今伊犁及其以西地区的乌孙族与汉朝结盟,共同抵抗匈奴的侵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在此期间,汉朝将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为妻。解忧公主有侍者冯嫽,为乌孙右大将妻。冯“能史书,习事,常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夫人”(《汉书·西域传下》)。由于乌孙不断发生内部纠纷,西域都护郑吉从中调处,段会宗两任西域都护,卸任后又几次去乌孙,调处其内部纠纷,最后死于乌孙,乌孙人曾为他立祠,对他的功绩表示怀念,加强了西汉与乌孙之间的关系。在东汉时期,西域各族多次请求设置西域都护,东汉政府曾派班超(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赴西域从事安抚活动,后东汉政府拟调班超返回内地,当地的当权者竭力挽留,于是东汉政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任职31年,依靠当地的力量,阻止了匈奴贵族对南疆各族人民的扰害。班勇为班超之子,他继承父志,在西域任职多年,永建元年(公元126年)领导西域各族大败北匈奴呼衍王,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班勇熟悉西域情况,《后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他的记载写成的。在汉朝,今陕、甘两省是出武将最多的地方。丁文江先生在早年曾就此作过统计,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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