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氏族、
多部落、多元文化的发祥地
在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
就其主要的内容而言，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在传说中有许许多多的神话人物，其中有一部分老早就被古人从神话中剥离出来，成为了历史人物。由于在古代就流传着多种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被认为是三皇的历史人物远多于三，包括祝融(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等人；被认为是五帝的历史人物也远多于五，包括伏羲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人。《大戴礼》中的《五帝德》，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五帝本纪》的写成，参考了古文献，主要是根据采访民间传说资料写成的。《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久)矣，然《尚书》独载尧已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据《索隐》注：“《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焉。”司马迁独具慧眼，力排古代疑古派所设置的障碍，撰写了《五帝本纪》，为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
三皇五帝中的许多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的出现，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说来看，是合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根据近代以来古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曾经过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长达二三百万年，新石器时代仅有一万年。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曾经发现了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人类和古猿的划分是以能否制造和应用工具为标志的。人类是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类根据体质发展的情况，分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这三种人在我国各有相应的文化遗址。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使用了打制石器和火，并在其后期开始有了氏族组织和宗教信仰。
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出现，以及磨制石器、陶器、丝、麻、葛等纺织品，定居的房屋村落、祭坛、墓葬等的出现。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以石、骨、木为原料制成的。农耕工具主要为铲、耒、锄；收获工具主要为刀和镰；粮食加工的工具为石磨。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基本上属于新石器时代。在古文献和古传说中，保存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在古代传说中，也有少数神话人物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如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等。在众多的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中，有许多被后来的华夏族(秦汉以后的汉族)认为是他们的先祖；也有一些是被四裔(即后来的少数民族)认为是他们的先祖。属于前者的如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属于后者的如盘古氏、西王母、炎帝、黄帝、尧、舜等。在许许多多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中，只有女娲氏与西王母二人为女性，其他均为男性。由此也可以做出推断，传说时代产生的时间，主要在原始社会的父系阶段。
解放后，由于考古学和考古事业的迅猛发展，在前些年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多达7000处以上。在这里我们只能就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早期的考古发掘，举例略作说明。在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河南省新郑县)约在公元前5500年～前4900年。磁山文化(河北省武安县)约在公元前5400年～前4900年。大地湾文化(甘肃省秦安县)在公元前5850年～前5400年，李家村文化(陕西省西乡县)的年代与大地湾文化相当或稍晚。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说明了陕甘地区是我国从事农业生产最早的地区，也是神农氏(炎帝)和后稷等人的故乡。上述四种文化形成的时间，均早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形成的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带，西起甘肃天水，东到河南新郑。龙山文化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遗存，其中陕西龙山文化为公元前2300年～前2000年。
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有大溪文化(四川省巫山县)，年代为公元前4400年～前3000年；崧泽文化(上海市青浦县)，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前3300年；良渚文化(杭州市余杭县)，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
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的出现距今已有7500年以上的历史。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为黍和粟，长江流域的主要农作物为稻谷。另外，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油菜种子，说明当时已有了蔬菜种植。当时除从事渔猎生产外，已经饲养家畜。人们常说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都已齐备。以上所述，主要参考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和《文物考古三十年》等书。
从上面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简略叙述中，我们认为，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重大的历史问题。
第一，新石器时代大量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以及考古学家们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证实了中国传说时代历史的可信性，而且还把炎黄以来五千年的文明史大大推前了。如果仅据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年代，则把中国文明史推前了近3000年。作为中国人，都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
第二，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许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说明了各个地区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各个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各个地区间文化的共同性更为明显。同时，也说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多元的。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核心地带，它们对于以北、以西、以南的其他地区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过促进作用。
第三，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出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不同于先前仅靠采集、渔猎作为衣食之源，而是依靠生产劳动，创造了稳定的、有储备的生活资料。这种劳动并不是由单独的个人来从事的，而是氏族、部落的成员共同进行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写道：“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的身上，而是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因此，对于劳动生产促进社会发展的功绩，应该给予崇高的评价。由于有了农业和畜牧业，才结束了仅靠采集、渔猎“由手到口”，时虑匮乏的生活。由于有了居室(包括游牧民族的蒙古包等)以及火和陶器等，人们才有能力抗拒风雨霜雪的侵袭，扩大了生活的天地，原来不能居住的寒冷地区，这时也能够居住和生活了。由于有了石器和弓箭，人们的体力虽不及狮、虎、熊、罴等猛兽，但它们都不再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对手了。
第四，为了怀念传说时代肇造中国远古文明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炎帝和黄帝，我们中国人将他们视为“人文初祖”，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在古代，不仅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古代的匈奴、羌(戎)、氐、荆蛮、东越、鲜卑等族，也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我个人认为，“人文初祖”与“炎黄子孙”是两个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概念，而不是两个遗传学和生物学的概念。关于“人文”二字，在《易经·贲》中有个极高明的解释：“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炎帝、黄帝以来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化成或教化了中国各族人民。中国各族人民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雨露恩泽。人类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塑造着人类自己。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经久不衰地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炎黄子孙的广泛认同，形成了维护祖国统一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凝聚力。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在灵魂中铸就的万里长城。这是一面自古以来引导着中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伟大旗帜。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有伏羲庙，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有炎帝庙，在今黄陵县有黄帝陵，自古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世代相沿，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怀念他们的历史功绩；近些年来，全世界的华侨、华裔中也有很多人不远万里，前来参加祭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