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石并用时期主要是指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诸文化。这些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为距今4600～4000年左右，已经处在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前夕。

　　龙山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的同时代遗存则被称为中原龙山文化。甘肃、青海有齐家文化，长江中游有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则有良渚文化。这些

　　这个时代的手工业获得了多方面的突出的成就，其中包括冶铜、缫丝、酿酒和快轮制陶等。

　　早在仰韶文化后期就已出现个别的铜器，到龙山时代便比较普遍了，但多限于小型器物如锥、凿、刀、铃和指环之类。多数器物的质地为红铜，也有用青铜或黄铜做的。制造方法有锻打和熔铸，有的遗址曾发现过炼锅的残片，有的器物上有明显的模铸痕迹。

　　这时在制陶业中已普遍采用快轮旋坯和密封饮窑等新工艺，尤以东方沿海为最。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使制造更为精美的器物成为可能。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陶高柄杯，每件重不及50克，厚不到半毫米，而且有胆有壳，雕镂精细。如此精美的器皿，不但在以前做不出来，龙山文化以后也再没有见到类似的物品。

　　龙山时代的建筑技术也有新的发展。一是采用土坯即日晒泥砖，二是用石灰涂抹地面和墙壁，三是夯筑地基和墙壁。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成就，在我国历史时期仍被广泛地应用。

　　生产的发展使得财富的积聚越来越多，贫富的差别越来越显著，人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分化。这种情况在埋葬习俗中反映得非常清楚。例如山西襄汾陶寺的七百多座墓葬中，极少数大墓每座都有一二百件随葬品，有些还有龙纹陶盘、鳄鱼皮做的鼓和大石磬等不寻常的物品，墓主人显系贵族。中等墓有木棺和一般性随葬器物，而将近90%的小墓既无木棺，又几乎没有随葬品^［10］。又如江浙地区有些良渚文化的墓地是在人工筑成的土台上设置的，其中一些大墓随葬许多玉璧、玉琮等代表身分的礼仪性器物，有的墓甚至有棺有椁，而多数小墓则一无所有。

　　社会的两极分化需要有强制的力量来进行调节，还需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保证。我们看到经过改进的石箭头急剧增加，磨制很好的石矛也应时而出。到处都可以看到非正常死亡者的乱葬坑，用夯土构筑的城堡一座座地从平地升起，战争显然成了这个时期的突出现象。与此同时，各地都发现用猪、牛或鹿的肩胛骨做的卜骨，说明占卜已有一定制度，甚至已有专司卜事的巫师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两件事情在龙山时代已初露端倪。历史很快就要跨入文明时代了。

新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区的萌芽

　　前面我们谈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三个经济文化区，同时存在着三个发展阶段，这本身就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结合的体现。实际上如果按考古学文化的特征进行综合考察，还可以划分为许多较小的文化区，它们的范围虽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动，但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区常常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各部落集团的活动区域相联系，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文化区的萌芽。

　　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根据古史传说，这一带曾是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以后在这里形成华夏各族。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早期有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到新石器晚期融合为仰韶文化，但在内部仍保持不同的地方类型。此后到铜石并用时代发展为中原龙山文化，其中亦包含许多地方类型。在河南西部的一支以王湾三期为代表，其后发展为早期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代夏族的文化，果真如此，王湾三期就当是夏文化的直接前身了。位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一支以后岗二期为代表，人们认为它可能是商文化的前身。而渭河流域的一支以客省庄二期为代表，它同后来的周文化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至少应是它的一个重要源头。

　　黄土高原西头的甘肃和青海东北部地区，最早是没有陶器的拉乙亥文化，其后在仰韶文化的传入和强烈影响下产生了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时代又发展为齐家文化。后者也可分为若干地方类型。由于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中原新石器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视为仰韶文化特异化的产物，故应作为一个亚区。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应是往后戎羌各族的史前文化。

　　山东丘陵及其附近的平原地区，是传说中以太昊和少昊为代表的两昊部落集团活动的区域。那里较早为北辛文化，继之而起的大汶口文化在分布范围上有相当的扩大，其中一部分西至河南，与仰韶文化发生交错分布的关系。大汶口文化以后发展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继承者是近年来发现的岳石文化，一般认为是夏代夷人的文化。假如这一说法符合历史实际，那么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就应是东夷诸族的史前文化。

　　辽河和大凌河流域较早有兴隆洼文化，继之而起的有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其后在这个地区兴起的早期青铜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般认为它与燕文化虽有距离，但也有可能是它的一个重要渊源。

　　中国南方也可分为若干文化区。长江中游即是重要的一个。根据古史传说，那里曾是三苗部落活动的地区。该区较早有城背溪文化，其后发展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到龙山时代则发展为石家河文化。往后的发展路程虽还有一些不甚清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著名的楚文化应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

　　长江下游也是一个文化区，那里较早有河姆渡文化，其后有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些都应是古越族的史前文化。至于薛家岗文化等可能是本文化区的一个亚区。

　　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我们看到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发生的那种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的彩陶盆几乎传遍了整个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同期遗存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类产品。而山东等地大汶口文化中的背水壶、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中的蛋壳彩陶杯等也能在中原仰韶文化的遗址中见到。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它与古史传说中各部落集团经常迁移、相互交往乃至发生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

　　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包括福建的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以及云南宾川白羊村、西藏昌都卡若、黑龙江新开流和昂昂溪、从内蒙古到新疆的诸细石器文化等。现在对这些文化遗存还研究得不够深入，有些有明确的边界，可以自成一个文化区，有些则还不大清楚。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

余论：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对早期文明发生的影响

　　让我们把前面的论述归纳一下。

　　许多事实说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特点与它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密切相连的。中国地理位置的独特和同外界相对隔离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质。它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之复杂，决定了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形成相当复杂的谱系。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史前文化就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大体可分为华北和华南两大谱系，而以华北地区的文化较为发达。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内容远比以前复杂，经济活动的方向也有很大差别，逐渐形成了许多地方文化传统，使得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更加突出。但任何一个文化都不是孤立的，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的。因此，这时期的文化并没有因为多样性的突出而削弱了统一性的发展，只是后者在新的条件下具有某些不同于以前的特点。那就是除了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某些共同因素外，还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一发展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及其特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由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在核心的位置，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之所以建立在中原地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史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由于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原周围各文化区都已达到较高发展水平，有的甚至已孕育着某些文明的因素。如红山文化中已出现祭坛、塑像群和大型积石冢，并有猪龙等成套玉器；良渚文化中已有专门的贵族墓地，大墓有棺有椁，并有大量的玉琮、玉璧随葬。这些因素有的被中原文化吸收，成为中原早期文明的重要因素；有的在当地继续发展，在其他文化区的影响下发展起当地的早期文明。因此，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

　　第三，由于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的结构，而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各文化区，第三层即最外层各文化区进入文明的时间甚晚。因此，在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和形成过程中，外界文化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同外国文化的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古代文明已经完全形成以后的汉代才开始的。因此这种交流的规模无论有多大，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第四，由于中原及周围文化区联系紧密，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所以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不论哪个文化区占了主导地位，都能牢固地保持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色。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他说的是大中原地区，其实再扩大一些也还是适用的。

　　第五，由于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的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这种格局不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发生分裂割据，这种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此为作者参加1986年6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

　　注释：

　　［1］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北京，1978年。

　　［2］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3］贾兰坡关于华北存在两个旧石器文化系统的见解首先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提出，其后于《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和《西侯度》、《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均1978年)两部著作中再次提出并加以修正。

　　［4］袁振新等：《云南元谋人化石产地的综合研究》，《古人类论文集》，1978年。

　　［5］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C14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C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6］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7］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8］甘肃、青海和新疆的彩陶并没有随新石器时代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整个青铜时代，个别的到了早期铁器时代。

　　［9］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10］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网页编辑：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