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三种途径

　　距今大约一万二三千年以前，中国大地进入了全新世阶段，中国的史前文化也进入了中石器时代和早期新石器时代。

　　在黄河流域，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山东沂源凤凰岭，河南许昌灵井，陕西朝邑、大荔间的沙苑和青海共和拉乙亥等多处。这

　　在长城以北，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内蒙古海拉尔松山、满洲里札赉诺尔、察右中旗大义发泉和新疆吐鲁番七角井子等处，主要分布在固定沙丘上。

　　上述遗址的共同特征是细石器十分丰富。这种细石器的发达，是从旧石器晚期开始，由于狩猎的进步而导致复合工具普遍出现，从而使石器普遍细化的必然结果。这一进程同欧洲史前文化的发展颇有类似之处，但欧洲乃至西亚、北非等地的细石器是以几何形(三角形、斜长方形、梯形、半月形等)为特征的，中国细石器则多细长石叶，二者属于不同系统。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我国细石器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华南仅见于个别遗址如广东南海西樵山的个别地点，所以那里的中石器时代遗存也难以辨认。但无论如何，华南也不能没有相应的文化发展阶段。过去发现的许多全新世洞穴遗址中某些未见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当有可能是中石器时代遗存。

　　由于对中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有了新的线索，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因而对于从旧石器时代(通过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问题也比过去明朗一些了。

　　现在看来，我国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体有三种不同的途径。南部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在中石器时代应多洞穴遗址，也可能有些贝丘和山岗遗址。石器同旧石器时代晚期一样仍多大型打制的，个别的局部磨光。这里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之时在经济上产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人仍住山洞或河滨、海岸，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学会了制陶和养猪，但无农业；另一部分人走入河滨或平原沼地，学会种植水稻，逐步形成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特色的文化区。

　　北方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山东丘陵和铁岭以南的东北平原，在中石器时代已是细石器文化区。之后有一个短时期不甚清楚，但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这里已存在着较发达的旱地农业、家畜饲养业和制陶业。石器有不少是磨制的，但也有大型打制石器和细石器，有些遗址细石器还相当多，暗示其脱胎于当地中石器文化的形迹。

　　东北北部、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在中石器时代也是细石器文化的分布区。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气候干燥寒冷而难于发展农业，经济上不得不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有些地方也可能发展了养畜业。故石器仍然继承中石器时代的传统，以细石器为主，只是技术更加成熟进步。陶器和磨制石器虽已发生，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一个以狩猎和采集为特征的文化区。

　　很明显，这三条不同的发展途径和三个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不但与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文化分区的传统有关，也与各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有关。

　　应当指出，三个经济文化区的划分虽然是明确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农业文化区一般同时有狩猎和养畜业，狩猎、采集文化区个别地方也有农业；稻作农业区有时也种点旱地作物，而旱地农业区个别地方也种植水稻。除此而外，各区之间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因之，三个大区的文化面貌不仅有明显的差异，也还有一定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还特别表现在具有共同的文化分期上，至少在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是如此。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近年来一系列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发现，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C14断代方法的广泛利用，使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除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的分期尚不甚清楚外，整个旱地农业文化区和稻作农业文化区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新石器早期、新石器晚期和铜石并用时期，新石器早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

　　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青塘等洞穴遗址和广西南宁豹子头等贝丘遗址，全部都在华南地区，其他地方至今还没有发现相应阶段的遗存。这些遗址的绝对年代，根据C14测量的许多数据并经过多方面的校正，大约为距今9500～8000
左右^［5］。

　　这时的石器大多数是打制的， 且多数为单面加工，基本上还是旧石器的传统制造方法。磨制石器在各遗址中的比例不一，有些只是局部磨光，但也有通体磨光的，种类主要有穿孔器、锥形器、斧和砺石等。骨角器比较发达，有的地方还有牙器或蚌器。

　　这时已普遍出现陶器，但数量少，质地粗糙。遗址中发现的陶片一般为红褐色，颜色不均，夹粗细不等的砂粒，火候甚低，质松易碎。陶片外面多饰绳纹；仙人洞不少陶片里外都饰绳纹，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多数陶片太小，难以识辨其器种，大略能看出器种的主要是圜底罐，显得十分简单。

　　这时期的生业大概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至少洞穴遗址的居民还是如此。这些遗址中常发现各种野生哺乳动物骨骼和贝类皮壳，又有许多骨镞和骨鱼镖与之共出。贝丘遗址中不但有成片的贝壳堆积，也有野生哺乳动物骨骼；石器中最常见的是取食贝类的蛎啄，这些都是渔猎和采集经济仍较发达的证据。虽然在各类遗址中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件明确的农业工具，也没有发现其他有关农业的痕迹，但不能因此认为在这一阶段仍未产生农业。因为现在所发现的多属洞穴和贝丘遗址，其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不宜于经营农业。

　　如果发现一些平原或河谷遗址，情况可能有所改变。再者，从下一阶段农业已较普遍并已达到较高水平来看，它的前面不能没有一个准备阶段。至于家畜饲养，在这时期是确已存在的，甑皮岩等遗址曾发现较多猪骨，其年龄一般偏小，当是在家养条件下达到一定大小即行宰杀的结果。此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区，一直都是以猪为主要家畜的。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遗址至今发现尚少，其分布也仅限于江南地区的话，那么到新石器早期后段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了。现在发现的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已远在一百处以上，差不多分布在我国东部的整个低级阶梯和与中级阶梯交界的部分地区。

　　这个时期的黄河流域，自西向东分布着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北辛文化。它们的年代大约为距今8000～7000年，个别可晚至6500年。黄河流域是我国旱地农业的发源地，我国古代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多发生在这个地方，并且把在黄河流域首先栽培的一种谷物稷(可能是黍或粟的一种)奉为农神。现在在磁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粟，在老官台文化遗址中除粟以外还发现了黍。这两种谷物的特性都是耐旱喜温，生长期短，且有一定的抗碱能力，特别适宜于在黄河流域那种黄土地带的半干旱性气候条件下生长。而且据调查在黄河流域就有这两种谷物的野生祖本野生黍和狗尾草，这类作物在这里首选被种植是很自然的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武安磁山一个居址中就曾发现三百多个长方形窖穴，其中80个均有大量粮食朽灰，经灰象法分析为粟(Sateria italica)， 估算其原有储量应在10万斤以上^［6］。如此发达的谷物农业当已远离发生时期的形态，可见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还应上溯到更早的时期。

　　这时的石器较前段已有较大的进步。一是磨制石器比例增大，制作较为精致；二是类型分化，专业化倾向增强。尤其是有了一整套农业工具，如翻地用的舌形石铲，收割用的石镰或石刀，以及碾磨粮食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打制石器仍占一定比例，有些遗址中还有少量细石器，暗示着当地早先存在过的中石器文化到这时还遗留着一些陈迹。

　　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和北辛文化的制陶业的水平大致相同。都用手制和泥片贴模制成，火候不高，常为不纯正的灰褐色。大多不尚装饰，或为素面，或饰绳纹与其他纹饰，这些纹饰有的是制造工艺过程留下的形迹，有些则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较少装饰的意义。彩陶尚未发展起来，仅老官台文化中有某些红色宽带勉强可以看做是彩陶的萌芽。陶器种类虽因文化而异，但各文化共有的仍占较大比例。最常见的有圜底钵、圈足碗、小口壶和罐，其次则为鼎、釜、三足罐、三足钵和支脚等。虽然还是比较简单，但比前一阶段已经是进步多了。

　　黄河流域以北的海河流域和辽河流域，这时也已发展了旱地农业，而家畜饲养和狩猎的比重则稍大于黄河流域。石器中往往有大量的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相对较少。陶器形制单调，主要是筒形罐、钵和圈足碗等。一些器形和纹饰同磁山文化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近年在长江中游的大江两岸和洞庭湖滨发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早期后段的遗址，其年代估计为距今8000～7000年或者略晚。这些遗址中的陶器多褐色，用泥片贴模成形，素面或饰绳纹，器种多釜、罐、钵、圈足盘和支脚，其中有些器形和纹饰接近于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可证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些陶器的胎壁中往往夹有炭化的稻壳，可见当时已知食用稻米，甚至已知种植水稻了。

　　长江下游偏南的浙江北部发现的河姆渡文化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了。其年代距今约为七千多年到六千多年以前，虽比长江中游的文化为晚，但文化面貌基本上还应算是新石器早期后段的。

　　河姆渡有非常丰富的稻谷遗存。在四百多平方米的范围内，稻谷壳和稻草一起构成一个厚约20～50厘米的堆积层，若是换算成稻谷至少也是在10万斤以上^［7］。当时用做水田耕作的农具主要是骨锹，形状很像当地现代用于挖泥的铁锹。

　　长江流域在历史上曾是野生稻的重要产区，现今在江西、安徽、湖南仍不时有发现野生稻的报道。考古发现的稻谷遗存不但年代很早，而且数量巨大，可见其前面还应有一段发展的历史。这样看来，长江流域无疑是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现今发现的七千多处新石器遗址中大部分是属于晚期的，分布遍及全国各地，而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最发达。这个阶段的绝对年代在各地虽不尽一致，但前后差别并不很大。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大约为距今7000～4600年以前，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和大溪——屈家岭文化等大约也在距今六千多年到四千五六百年。这个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到处都涌现出较大型的定居村落。

　　这个时期也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的村落往往围成圆圈，房屋一般是单间的，建筑质量没有明显差别。墓地常有一定布局，流行多人集体合葬，各墓在葬具和随葬品等方面只有很微小的不同。后段在石器制造上出现了管钻法和切割法等技术，并且常常发现玉器。村落布局不甚严格，出现了分间式房屋和十分讲究的大型建筑，还有祭坛等宗教性建筑，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有的地方已出现规模很大的积石冢。

　　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彩陶的出现。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彩陶，马家浜文化和广东金兰寺下层文化等也有少量彩陶，此外还有一些未经定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彩陶。每个地方的彩陶由少到多和由盛到衰的全过程，都差不多是同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始终的^［8］。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两千多年，可以说是彩陶文化兴盛发达的世纪。

　　彩陶发生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之一可能与陶土质地有些关系。因为从宏观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彩陶最发达的地方是黄土地带，其他地方纵有也比较少。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应与制陶技术有很大关系。在新石器早期，制陶技术还比较原始，一般没有抽风的陶窑，火候难以控制，陶质欠佳，色泽灰暗而不均匀，很难在上面画彩，即使画上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普遍出现小型窑炉。其结构几乎都是火门低、窑室高、窑壁直立而不封顶，烧窑时形成自然的抽风作用，使得炉温较高且较稳定，陶土能在这种条件下得到充分氧化而变成浅红色。加上这时对陶土的加工也有很大进步，能够做出很好的细泥陶。这种质地细腻、表面光洁的浅红色陶器，乃是勾画各种花纹的良好的素地，几乎所有的彩陶都是在这种红陶上画成的。

　　既然彩陶的发生是同一定自然条件和文化发展水平相联系的，那么只要具备这种条件就可能出现彩陶，彩陶的发生也就必然是多元的了。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世界上相距遥远、看来不可能发生什么联系的不同的文化中心，都在差不多的文化发展水平下出现了彩陶这一有趣的事实。这个事实曾吸引许多考古学家去探索东西彩陶文化的联系和传播路线而不得要领。实际上，由于前面讲到的地理阻隔的原因，中国同中亚、南亚、西亚和东南欧等地的彩陶不但不是同源的，就是在往后的发展中，也没有证据表明发生过重要的联系。甚至中国本土的彩陶也未见得只有一个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