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八十万年以前,分为早中晚三期,自始至终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同时不同地区的文化又有明显的差别,首先是华北和华南(均从最广义的意义来说)这两个大区的差别,两区内部又还有较小的差别,从而形成互有联系
又相互区别的不同谱系。
华北地区(泛指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和辽宁等省,甘肃、宁夏、内蒙古、山东、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有发现。其中最早的遗址,要数山西芮城西侯度和河北阳原小长梁两处,地质年代均属更新世早期。
西侯度遗址发现于河湖相沉积层中。石器打制方法原始,有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石片石器均为单面加工,很少有砾石石器。石器个体较大,类型不甚固定,大致可分为砍砸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遗址经古地磁法测定距今约为一百八十万年[1]。
小长梁石器发现于华北更新世早期的标准地层泥河湾组中,多用锤击法打制,个别有用砸击法的,石片也多为单面加工。多数个体较小,类型稍比西侯度复杂,大致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石砧等,此外还有许多未经第二步加工而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石器[2]。
两处遗址虽都属更新世早期,但文化面貌显然不同,很可能代表两支不同的文化系统。早在1972年,贾兰坡先生就曾指出华北旧石器文化至少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河——丁村系,另一个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3]。二者各自包含一大群从早到晚的遗址。
西侯度很像是河——丁村系的发端,小长梁则有可能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始原。所谓匼河——丁村系又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小型石器不多,类型也简单。属于这个系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地区,包括旧石器早期的陕西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山西芮城河文化、河南三门峡水沟和会兴沟、旧石器中期的山西襄汾丁村文化、河南灵宝孟村等。这个系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面貌不甚清楚。有的著作将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窑遗址和已进入新石器早期的山西怀仁鹅毛口遗址都归入这一系统,因为这两处都是大型石器为主,而很少小石器和细石器。但这两处遗址都是石器制作场,所制石器不免要受到原料和某些条件的限制,难以反映所属文化石器工艺的全貌。两处遗址远离河——丁村系的传统分布区,反而与另一系统的遗址交织在一起,这也是耐人思索的。因而它们的归属还需商榷。
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又被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制造细小石器。这种石器的比例大,类型多,而大型石器则相对较少。属于这个系统的遗址分布甚广,包括河北、山西、陕西三省的北部和宁夏、内蒙古、辽宁三省区的南部。其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有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辽宁营口金牛山下层和本溪庙后山等,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山西阳高许家窑、辽宁喀左鸽子洞和海城仙人洞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则有山西朔县峙峪、河北阳原虎头梁、内蒙古伊盟萨拉乌苏河等处。从这个系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石器逐渐细化,以至到后来出现真正细石器的过程。它同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衔接也比较紧密。
总起来看,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两个文化系统的特征是明确的,分布上也各有疆域。但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时遗址显著增加,分布面一直扩大到东北北部和青藏高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单从石器工艺看也有很大进步,往往用间接打击法生产小长石片,有些第二步加工已开始用压剥法。石器类型比较复杂,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刮削器又可分为圆头刮器、边刃刮器和复刃刮器等多种,其他还有尖状器、雕刻器和镞等。大型石器则有砍砸器、石锤和砺石等。这些都是普遍的倾向。原先两个石器传统的分界已经不太清晰了。
这种石器普遍细化的倾向,应同技术的进步和复合工具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刮削器和雕刻器都可以安柄,当然就不必做得那么大了,弓箭是新的发明,它要求箭头也是小型的;甚至某些标枪也可以在木制或骨制头部嵌上小石片来构成。这样原来的河——丁村系的大石器传统必然向小石器乃至细石器发展,原来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细小石器传统更是顺利地向前发展。在这个总的发展趋势中,当然不排除后者对前者发生较大影响的可能。这大概是两个系统的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的主要原因。
但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也并非都已融为一个整体而没有任何分际了。例如峙峪和山西南部的下川文化就有不少差别。下川小长石片的比例比峙峪大,细石器中的锥钻亦为峙峪所不见。下川大型石器种类远比峙峪复杂,其中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砺石和研磨盘等。从地理位置及文化特征来看,下川文化应是河——丁村系的继续发展,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峙峪文化的若干影响。其他地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也有一些各自的特色,如果仔细比较,很可能划分为好几个文化区。一方面是因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交流影响而使统一性加强,一方面也是因文化的发展而出现新的分化,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得到了发展。
华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也相当广泛。按地理位置可以分为两群,一群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另一群主要分布于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其中最早的要数云南元谋上那蚌遗址。该处出土了两枚人牙化石和几件石器。石器均用锤击法打制,加工粗糙,形制不规整,主要是刮削器,也有尖状器。所属地层用古地磁法测量距今约为170±10万年[4],与华北的西侯度遗址的年代十分接近。
华南旧石器文化既不同于华北的河——丁村系,也不同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其石器多用锤击法打制,有的地方则用锐棱砸击法,器形多不规则,类型也不如华北的确定。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晚期仍没有逐步细化的倾向。这些特点足以将它同华北旧石器文化划分开来。
在华南旧石器文化的内部也是有差别的,只是目前还难于排比出明确的谱系。日后在资料越积越多的情况下,这一点也并不是做不到的。现在我们只是能初步看出一些遗址的差别。例如同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湖北大冶石龙头和贵州黔西观音洞就有所不同。前者以砍砸器为主,显得简单一些;后者以刮削器为主,还有砍砸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类型较多,大小悬殊。
直到目前,华南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仅有贵州桐梓岩灰洞等几处,发现遗物也不甚多。而晚期遗址则十分丰富,面貌亦各不相同。例如四川铜梁张二塘多大型石器,多复向加工的复刃刮削器。而同省汉源富林则多小型石器,多单面反向加工。这种以小型石器为主的遗址在华南是很特殊的。又如贵州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遗址的石器多用锐棱砸击法,这是很特殊的一种打制方法。器类也较复杂,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两处都有很多骨器,尤以穿洞骨器为最发达。这都是与其他遗址不同的。因此,华南旧石器晚期文化本身应可划分为几个小区。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不同谱系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具有密切的关系。华南地区一般说很少有细小石器,但地理位置上接近华北的四川富林文化却有不少细小石器,说明两大文化区系之间存在着实际的文化影响和交流。至于华北地区两个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以至于到旧石器晚期竟达到难以区分的程度。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是:
1.石片石器多于砾石或石核石器;
2.各类石器的加工往往是单面的;
3.石器类型始终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未曾有过以砍砸器为主的时期或文化区。
这三点既表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统一性的一面,也是区别于外国旧石器文化的基本内容。照理来说,旧石器时代人们的活动范围和对外地的知识都是很有限的,不可能有意识地同千百里外的人群发生关系。但人们迫于生活总会不时地进行迁徙。每次迁移的距离虽然不长,迁移方向也不大一致,但在几千甚至几万年的时间长河中,经过无数代人的不自觉的接力,人类文化就可能传播到遥远的地方,还可能与不同谱系的文化发生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旧石器文化不仅呈现出多样性,而且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统一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