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六区“花边鬲”，各寓于不同文化或不同文化类型之中，细部各有特征，年代也有差异。其中，第6区高红和薛家渠与“花
边鬲”共存的器群，其陶质、陶色、纹饰，以及主要器种，几乎均与河套南部以大口二期为代表的(包括石峁M2、峪道河W2和W3、朱开沟三段以前)含扳手鬲和三足瓮的器群相类似。因此，有理由推断，它的起源和中心区域也当在陕北和晋西黄河沿岸地
带［52］。第1区鄂尔多斯东部的“花边鬲”遗存，与此高红、薛家渠“花边鬲”遗存属于同一文化，只是1区鬲口的“花边”下移，显示出年代或类型的差异。同样的，其余2~5区鬲口的“花边”也比6区的靠下，“花边”上方的口沿部分多有一段抹光。从器表绳纹的演变看，2区和3区即燕南的“花边鬲”，表饰绳纹至足根，与6区即中心区域“花边鬲”的绳纹装饰相一致；4区辽西走廊“花边鬲”显现模糊绳纹，或饰绳纹后又抹平；5区西拉木伦河流域“花边鬲”，表面已光素无纹饰。这表明，2区与3区即燕南的“花边鬲”相接近；4区与5区即燕北的“花边鬲”相接近。燕北的相近还表现在，5区素面筒腹“花边鬲”，已在4区后坟(I式鬲)萌生。这些变化，显示出“花边鬲”由其中心区域东渐的迹象。
结
语
本文所述八段，第一段相当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期，第二段相当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期，第三至第五段相当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期，第六段相当龙山时代，第七段相当夏至早商，第八段相当晚商至商周之际。从河套地区与燕山南北这个期间文化联系的一些线索看，第一段两地尚无直接联系，只是通过晋中与海河南系区有所交往；第二段已与永定河上游地区及燕北有了联系；第三至第五段与燕山南北均有较多交往，彼此间联系加深；第六段河套与张家口地区为同一文化区系，再往东部看不出有什么联系；第七至第八段又有较多联系，且联系地域更向东北推移。
这期间，河套地区与燕山南北联系的枢纽，是河套东北的岱海、黄旗海两湖地带。联系通道，一是由两湖地带东进，经张家口地区，顺永定河接蓟运河水系区至冀东，逾燕山北上；一是由两湖地带北上，经乌兰察布草原东部折而东进，沿锡林郭勒草原南缘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这后一通道，往往不为人们注意，而由商都县、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的发现，可以提供一条线
索［53］。
我们在论述“海生不浪文化”时，曾注意到它与南部、西部邻境地区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晋中四段至六段、大地湾仰韶晚期、马家窑文化、大司空类型的联系，并与之作了年代方面
的比照［54］；本文所述河套地区与其东方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及午方类型的联系，可作为该文这方面的补充。从海生不浪文化与红山文化东山嘴类型、小河沿文化及午方类型的联系，也可证实海生不浪文化的年代跨度，从公元前3760～前3040年，不仅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它可与午方类型衔接来看，其年代下限还可延至老虎山遗存兴起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