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现的青铜器中，属于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器较少，器形主要是短剑和刀子。在外贝加尔的克兹敏纳发现的羊首短剑［19］，羊首的造型特征与青龙抄道沟出土的羊首刀之羊首相同［20］，柄向一侧弯曲、出栏、宽身等特点与殷墟妇好墓出土
的羊首短剑相同［21］，年代相当于商代。在巴尔古津的科托克利湖出土的羊首短剑，柄是直的，剑身细长，但是羊首风格与克兹敏纳的短剑相同，年代不会相差太远。而石勒喀河流域的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出土的羊首刀没有了栏，柄部有4个排列的动物图形，年代可能晚到春秋时期。兽首的刀子和短剑在长城地带发现很多，在青铜时代早期的四坝文化中已经出现四羊首的权杖头［22］，所以，外贝加尔的羊首短剑和刀子可能与长城地带的带羊首的青铜器有渊源关系。诺日湖2号遗址出土了环首靴形刀［23］，环首靴形刀在长城地带早在四坝文化时就出现了。涅尔琴斯克出土的双环首刀、东外贝加尔的图鲁塔亚河口出土的环首带三突起的刀［24］在商代的北方系青铜器中都能找到类似品［25］。
而石板墓文化时期外贝加尔发现的青铜器数量很多，其中发现的青铜器绝大多数是长城地带的北方系青铜器中常见品。发现的青铜器以装饰品、马具为多，其中动物形体牌饰、并列分布的鸟纹方形牌饰、小勺形坠饰、棒形坠饰、翼后部带穿孔的有銎三翼镞、小铜管等都是长城地带春秋到战国时期常见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器物。其表现出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反映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两地之间的接触、交流日益频繁，使得文化的趋同性越来越强烈。
墓葬殉牲
在石板墓文化时期，外贝加尔的墓葬流行用放牧的牲畜殉葬的葬俗。野生动物骨骼极少见，在外贝加尔与蒙古发现的五百余座墓中，只有3座墓有鸟骨，5座墓有鹿的骨骼。家养动物有马、牛、羊和犬。其中，马骨最多，羊骨次之，牛骨较少，犬骨只有2例。表现出石板墓主人的经济以游动的畜牧业为主，且对马有特殊感情。在头骨、腿骨、肩胛骨中以马骨为最多。在躯体骨骼中，则以羊、牛骨为最多，而马骨最少。
在内蒙古长城地带的春秋中期——战国时期的一些墓葬也出现使用马、牛、羊殉葬的风俗，如内蒙古桃红巴拉墓地、呼鲁斯太墓葬［26］，宁夏固原撒门村墓葬和余家庄墓葬［27］等都有马、牛、羊的头、蹄骨出土，有的墓多达40余头。这些殉牲墓葬都伴出大量的北方系铜器。罗丰先生在《以陇山为中心甘宁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指出：“依照我们掌握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文化内涵，似乎并不是本地区青铜文化的继续，面貌明确发生了彻底变化，与中原文化完全一致的遗物，在统治了多年以后突然完全匿迹”。这种大的历史性转变，是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当地居民适应性生业转换的结果，同时也与外贝加尔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乘寒流席卷南下有直接关系。游牧民族的南下牧马，一方面直接把游牧文化带到农耕边缘地带，一方面使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一些部落居民并入游牧人的行列，形成了有文化一致性的游牧文化区。
在游牧文化区内有着多种考古文化和类型，是生存着多种民族部落的反映。单就外贝加尔来说，石板墓文化与德沃尔齐文化既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又存在较大差别。前者必用石板立砌四框，后者只是在墓坑上用石头填封。石板墓的动物骨骼基本出在墓坑以外的地方，分布在墓上积石之间、石板框外的围石内、墓葬的填土层中。只有2座墓的墓坑底部发现了家畜的骨骼。德沃尔齐文化的墓葬，在墓主人的两侧或头前与脚下放置大量的牲畜头，少者3~5个，多者30个，有马头、牛头、羊头，牲畜头摆放整齐，嘴方向与墓主人头向保持一致。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郊区的西园村以北，大青山南坡台地上也发现了葬俗与德沃尔齐文化墓葬类似的墓葬［28］。西园墓葬也在墓主人的旁边放置大量的牲畜头，有牛头和羊头，多者达40余头，所有的牲畜嘴也是与墓主人头向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