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蛇，既可以横行，又可以竖行。而陶器上的蛇纹基本上是竖向的，与表达蛇能通天观念有一定的联系，形式上可能受到了萨满服和神鼓上的披挂条带之启发所致。陶鬲是炊器，在生存压力大、原始宗教弥漫的社会中，被赋予生存的象征、家庭兴旺的象征是很自然的。陶鬲上普遍用蛇纹装饰，表达了主人希望蛇神保佑永远有饭吃，保
佑全家平安幸福，其作用犹如汉人民间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灶王爷。在贝加尔湖地区原始萨满教中，对蛇的崇拜是极其古老的，在旧石器时代马尔塔文化中就存在对蛇崇拜的艺术品。在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中也有对蛇崇拜的纹饰。如在乌兰·哈达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就有蛇形纹饰，也是头朝上，尾朝下，与陶鬲上的蛇纹为竖向排列有一致性，只不过陶鬲上的蛇纹更抽象罢了。虽然，物质文化不断更新，原始宗教在不被彻底改造或被消灭的条件下，崇拜的意识核心就会在当地代代相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许，这就是蛇纹在广大的地域内，不断时隐时现的根本原因。
黑龙江上游的小乌里斯塔河口的陶鬲是在河岸边一个小平台上发现的，平台之上是带有岩画的岩石。该平台只有1.5×2米，在平台的西北角有地层堆积，发掘结果是第一层有崇宁通宝钱、马镳、箭头、平底筒形罐，辽代风格的细密篦纹陶壶，是辽末的地层。第二层发掘出27件陶鬲片，发掘者认为是青铜时代地层。第三层出土42件细绳纹陶片，属于新石器时代地层。平台十分狭小，岩画上使用了赭石颜料，所以，马金认为该平台是祭祀遗址，陶鬲是被作为祭祀品遗留在岩画下
的［16］。在奇郭伊河的波沃骆特山崖岩画之下，有一个狭小的10平方米平台，发掘平台，揭露出2个灶，灶内和周围有陶鬲片、火烧过的牲畜骨骼、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物。在灶旁还有一个人的骨架，脚朝向灶，骨架旁有羊腿骨、青铜器和铁器。该平台狭小，也不是墓地，基瓦年克认为是与岩画相关的祭祀遗址［17］。在这些祭祀遗址中发现有陶鬲，说明陶鬲是重要的祭祀用具。
在西外贝加尔曾经发现两处陶鬲的岩画，一处是比丘尔斯卡亚，一处是霍郭巴图尔岩
画［18］。岩画的性质是祭祀即巫术活动的遗留。所以岩画上出现陶鬲形象，直接证明了陶鬲与祭祀有关，或为通神的工具，或被当成重要的祭祀对象，反映了陶鬲在人们生活和宗教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
蛇纹陶鬲是原始宗教的一个物化形式，它反映了在西起辽西、东到甘青、南起长城、北到外贝加尔的广大地区内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
青铜时代，由于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我国北方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农耕经济向畜牧经济的适应性转变。随着气候变冷，一部分人向南迁徙，到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定居，继续过着农耕为主的生活。同时，也有一部分人适应环境的变化，逐渐掌握畜牧和狩猎的谋生技术，这时，他们没有必要一定固守原来的土地，追逐兽群、随水草迁徙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再者，同样多的人口，从事农耕经济和从事畜牧经济所需要的求生圈大小不同。所以环境的变化产生压力使得原先从事定居农耕为主的人们产生分化，他们中的适应环境变化者，有一部分开始向北方的草原流动迁徙，与其他游牧部落混杂，不可避免地发生交流、融合、对抗等复杂的关系。当他们昂首挺进莽莽草原、没入累累荒漠时，仍然保留着祖祖辈辈使用陶鬲做饭的传统，对陶鬲加以神化崇拜。
青 铜 器
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流行具有共同草原风格的青铜器群。出土的数量不多，地点分散。在外贝加尔发现的器类主要有兽首和环首刀子、銎首斧、短剑、镞、锥子、针、针筒、小勺、弓形器、马具、牌饰、铜泡等装饰品。多数是零散的收集品，少数是出于遗址地层中和墓葬内。石板墓虽然发掘很多，但是被盗掘严重，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青铜器也往往被盗走，所以在考古学者发掘石板墓时发现的青铜器较少。这给器物准确断代带来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