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其他早期文化中，也表露出诸多地处沿海的文化特征。例如，早期陶器多有绳纹，大约与渔猎经济中常常使用绳索有一定的关联。个体性的捕捞和渔业，使先秦时这里还没有出现城市甚至成片的村落遗址［13］，过多依赖海洋和水源，也造成了岭南早期农业发展的迟缓和落后。人们
对“水”的利用和认识逐步深化，但对于“土”的认识却是低下和缓慢的。虽然史前时期岭南出现了原始农业并有诸多工具类型，但其水平绝对赶不上中原或其他文化区农业的发展程度。处于黄河流域的磁山和裴里岗文化以及处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在此时期的农业水平是岭南地区所不能比拟的［14］。
单就考古文化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岭南海洋文化的端倪，然而，海洋文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文化交汇的综合现象，岭南真正的海洋文化特色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直至近代社会，疾风暴雨式的西方文化进袭，才使岭南真正展现了其海洋文化的方面，出现了有浓重海腥味的商业文化贸易和各类文化设施。历史上，频繁的海外贸易和海外交往，使海洋文化如幽灵般地浸入在岭南的社会生活之中。西方军事的、非军事和强迫性的、非强迫性的冲击，使岭南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变革和转折。但是，无论外界文化怎样的进入，如果没有岭南自身的地理环境和历史造就的文化特质，没有先天性的文化土壤，岭南地区也无法接受这些外来文化的浸润。换言之，也正因岭南自身处于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中，不管是得于任何方面的文化传播和浸润，它终会形成有海洋文化格调的区域文化。
三
不管是红山地区或是岭南地区，受到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来自中原地区和以中原为基点的封建王朝所带来的大文化覆被。这种一统天下的大文化覆被是我国任何一个文化区域都摆脱不了的文化辐射，成熟而又成功的农业文明大放光彩，从而将其触角和光焰伸向四面八方，最终缔结成东亚地区最稳定、最强劲的文化圈。
红山与岭南也都同样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从而在诸多方面推动了自身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关系，旧有的生活方式还是依然保留下来，经过反复的融会和陶冶，造成了两种异质文化并存的两个文化区域，从而为我国多姿多彩的区域文化又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大文化的覆被从表面上是一统天下的形成，秦汉时期，红山与岭南先后被平定征服，正式纳入到封建国家的版图之内。中央王朝在这里设置了行政机构，此后这两地虽屡有动荡和分化，但来自中原的文化吸附和汉文化的泽被广润，以及封建国家的文治武功，仍然将其一次又一次地纳入自己的怀抱中。在历史的风云中，这两处有同一特色的区域文化，又表露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比较红山和岭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接受中原汉文化时间和方式的差别。红山地区和中原地区处于较为平缓的地缘联结面上，其间虽也有燕山山脉的阻遏，但更多的是华北平原的延展和联结。因此，红山和中原的联系开始较早。在春秋时代，与红山犬牙交错的燕国、齐国以及其间的孤竹、令支、屠何等古族，在红山与中原的文化交汇中，往往起到了促进的作用。频繁的军事、外交等活动，使居住于红山地区的东胡的乌桓、鲜卑及契丹人，又屡屡南下，与中原产生多种多样的联系。这样，中原文化的进入就出现了一种渐进的、水乳交融式的渗进，从时间上，远比岭南地区要早得多。而岭南地区的真正开发，却是在秦代开始的。五岭像一道屏障，在古代交通、科技远不发达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能力越过这道屏障，先秦时代，虽然中原和荆楚也和岭南有过一些交往，但这些交往只是寥若晨星般的个体活动，远远达不到使中原文化进入岭南的事实。岭南地区真正接受中原文化是在秦始皇时期，秦始皇三十三年，派大军进袭岭南，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15］，在经过这样的真正厮杀后，岭南才归于中原王朝的实质统治之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往，从时间上较之红山要晚得多。
在接受中原文化的方式上，红山地区虽与中原屡有冲突，但从文化的传播角度而言，大体上是渐进的，和平式的，岭南则是纯粹以武力征服为先导，以统治需要为目的的文化强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