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滋生之时起，就在寻求最适宜自我生存的环境空间，也最重视由于环境自然条件所能带来的生活资料。当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对人类居住的地理环境进行一番考察、对比和思考，以求探源出形成人类文化民族性特征的基本源头。然而，地球本身虽广袤宽阔，姿态万千，但能提供给人类居住的场所，大体上只有三种
类型，即黄土平原、草原和沿海地区，由此也形成了三种基本的文化类型，即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和海洋文化。
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传统的农业文化。但是，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拥有多种多样的自然形貌，所以，在早期人类居住地域，基于对地理环境因素的依赖，也具有不同文化类型的表现特征。但是，当这些地区的文化还未达到类型性成熟的时期，就被由中原地区为中心，以农业文化为基点的强大的帝国文化所辐射，由此造成了一些地区两种异质文化并存的复杂文化现象。从文化类型的分布看，最为突出的是红山文化地带和岭南文化地带。前者是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并存地区，后者是海洋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并存地区。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发展表现出程度不同、倾向差异，但又具有总体上的一致性，因此，对上述两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深化认识、了解我国文化的多样化特征以及研究区域文化的一个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红山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红山命名的一种类型文化，自1906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博士在红山地区试掘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已形成了红山文化所分布的基本地区。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为中心，西起张家口，东达辽河中游，北至大兴安岭，南逾大凌河谷，其分布中心，主要集中在赤峰、朝阳、承德地区，即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据各地文物普查材料统计，所发现的遗址、墓地和遗物分布点计有300余处［1］。
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多数都分布在高出地面的台地和山岗上，很少有在低洼处或平原上，由于红山文化的分布地带是属于基本不受东南季风影响的干旱地区，所以这些遗址很少受雨水浸润而保存完好。在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掘出诸多受世人瞩目的珍贵遗址和遗物，如大型祭坛、玉龙、陶器、细石器等等。这些器物，已经展现了既包含有农耕文化因素，又包含有草原文化因素的双重特征。遍布于燕山南北的这支红山文化，本来就是中原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错地带，出现这种风格的文化，也是当地文化因地制宜的一种客观反映和趋势。
红山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即磨制石器与打制细石器并存，打制与磨制是区分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工具制作方法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在红山地区却并不显著。红山细石器有燧石打制的做复合工具用的扁平长条形石片，短小刮削器。柳叶形、三角形凹底石镞等。磨制石器以大型鞋底状或三角形石耜为特征，其次是孤刃磨光石斧、精致梭形双孔石刀、石磨棒、马鞍形石磨盘等多种不同用处的石器，这些工具一些用于农业，一些用于畜牧业，但因农业本身需要更多的工具和自身的稳定性，所以这方面的工具保存下来的也较多。但从其他遗物来看，牧业占着相当的比重，1975年调查的奈曼旗大沁他拉红山文化遗址时发现的动物骨骼中有大量的飞禽，还有牛、猪、兔、鱼的骨
骼［2］。细石器中石镞的大量发现，证明了狩猎生活的广泛。这些用多种材料制成的石镞，通体遍布打击点。制作规范，实用性强，既可作为箭头发射，也可用作镖来手掷，有多方面的用途。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中，其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凿、石球、石铲等，“其经济形态具有农牧结合兼营狩猎的特点”［3］。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西辽河流域气温下降，森林收缩，大片土地成为草原，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无疑成为游牧文化的典型遗存。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马饰以及马、牛、羊的骨骼，在一些器物上还雕镂有动物形体，如宁城县南山根遗址发现1件柄上有回首状器马纹铜刀，另外有12件长方形饰牌上刻有伫立的马，9件饰牌成立羊形［4］。在墓葬中，处于游牧经济时代的北方文化，几乎没有集体合葬的现象，就是儿童墓葬，也没有发现与母亲或男女多人集体埋葬的情况，这无疑是草原文化的一大特点［5］。
北方文化的草原性特色还体现在早期的岩画上，在阴山岩画与七老图山百岔河岩画中，北方狩猎、游牧民族留下了他们生活的写照和历史的缩影。在百岔河岩画里，表现最常见的题材是各类动物，其中以鹿的形象最多，后世在这里活动的契丹人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获猪鹿。”［6］狩猎也是岩画中经常表现的题材，游牧文化的主要经济方面都是同动物有关的，所以狩猎的内容也格外丰富多彩。在芝瑞乡板石房村西百岔河北岸的悬崖上，凿刻着三组狩猎图画。其中二组为单人行猎图，另一组为双人合猎图，岩画中也有多人围猎的场面，在永兴村北悬崖上有一组围猎图，豪迈壮观。广义道班房后发现的一幅围猎图，尤为精彩生动。这些岩画历经千年而色彩鲜明，向后人展示着古代这里人们生活的真实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