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狩猎经济的一些独特的石器，在这里也时有发现，特别是在西辽河流域所发现的用作投石索使用的环状石器，应该说是辽海地区远古猎人的一大发明贡献。一些学者曾在西拉木伦河上源作过实地调查，在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存中，发现这种环状石器遍地堆积，俯拾皆是［7］，这
种石器的大量使用，是狩猎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体现。
史前的红山文化居民也有不少的原始崇拜，虽然很多方面与农业文明的居民相似或雷同，但从程度上、内容上却更体现出草原文化特色，例如关于女阴崇拜习俗，陶祖的崇拜及陪葬等等。虽然在中原或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文化现象，但从大胆的程度，表现的裸露，想象的广泛都是与红山文化不能相比的。
事实上，红山文化地区也曾经是典型草原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带，这里的先民为山戎系统(又为东胡系)。早在西周春秋之际，崛起的山戎人在这里创造了游牧经济特征的文化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春秋时代，强大的山戎人曾以流动性的作战方式使北部的诸侯国烦扰不宁，像燕、齐、晋这样强大的诸侯国也不敢小觑山戎。为拒山戎，燕国修筑了燕北长城。两汉至东晋，乌桓和鲜卑人在这里几经兴衰，屡屡与中原王朝对垒抗衡。北魏初年，鲜卑族宇文部后代契丹族在西辽河流域发祥，这些游牧的契丹人组成许许多多的聚合点，组成“比邻公社”。这种小团体的组成最有利于游牧经济的发展，经过大约300余年的经营，辽国正式建立，其国势极盛时，“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8］，成为一代泱泱大国。相对于南北朝时期，北部所兴起的诸国来说，无疑是佼佼者了。这是自红山地区崛起的游牧民族在发展自己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最得意时期，它的诸方面的文明程度，也可视为红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二
在我国南域，间隔中原文化区系和荆楚文化区与红山文化遥遥相望的是岭南文化。横亘在湘西、粤北之间的南岭山脉，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和分界线，把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带隔绝开来。也正是这道天然屏障，阻碍和限制了早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才使得岭南文化地域清晰，边缘明朗，具有较之红山地区文化更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一方面是北部的地理限制，另一方面是南部的大海呼唤。岭南地区丰富的水源和淡水流架又为海洋文化的产生补充了内陆因素，从而成为我国又一处两种文化并存的地带。［9］岭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已反映了这里海洋文化的特点。在由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岭南地区保持了一种单一的渐进过程。岭南先民所使用的工具是为生产需要而创制的，而生产方式又往往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制约，所以生产工具的地区性特征也格外明显。岭南面临大海，多纵横交错、延伸入海的淡水流架，又加上这里气候湿润，无冰冻期，所以是长年可行的渔猎经济区，出现了众多的弓箭、石球、渔网等渔猎工具。人们的食物不仅有内陆河湖中的田螺、乌狮等软体动物，而且还有海中的螃蛎、文蛤、魁蛤等。这种生活习俗反映在考古中，是贝丘积累层的文化遗址，这是沿海地带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由斧足类和腹足软体动物的硬壳堆积成丘，是人类食用水产动物抛掉的壳组成，厚达数米甚至十几米，展示了在漫长岁月里人们的生活习性和食物来源。在这些遗址中，除了一般性的工具以外，还有一种特有的采集海产动物的工具“蚝蛎啄”。它完全是为了采蚝的便利而设计的，这种工具在贝丘遗址中比比皆是，仅在广东兴贝遗址中就发现有204件，多呈扁圆形，打制点集于长尖端附近［9］。这种生活习惯在文献中也屡有记载，早在周代时，中原地区就曾这样看待边民，称“东越海蛤，瓯人蝉蛇，且瓯文蜃，若人玄贝”［10］。晋时，“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蚌、蛤、螺以为珍馐，不觉其腥臊
也”［11］。
这种有鲜明沿海地区特色的贝丘积累，最早开始出现在洞穴内，如广东青塘诸洞穴，都发现有这种贝丘［12］。它说明，在人类还处于洞穴之中的生活阶段时，就开始依靠海洋而生存了，这是一种因地理环境状况而先天具有的生活习性和文化特征，是产生海洋文化的一种基因。岭南后世而传导的海洋文化，与其生存环境和文化形貌有着先天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