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格旗阴山北麓，一座孤山之巅，人们难以接近的山岩上凿刻着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蒙古包。其形制与今日的蒙古包不完全一样，相比起来它要高出许多，顶上设着天窗，一面开门，外表用木棍搭成方格纹样，外用皮条绳横拦两道，使木棍叉作三组方格。门形高狭，便于出入。今日蒙古包则是白圆毡顶，用木质百叶哈那围起来
的毡房。蒙古包的哈那，是用数根长短粗细相等的木材和皮条联结而成的，拉起来为圆形墙，搬迁时，折叠起来可当做牛车的车板。这是游牧人传统的居室，它是游牧经济在家室方面的要求和反映。
见于阴山岩画的还有许多车辆和车轮图形。这些车辆岩画从年代上讲，可分做两期：早期的车形，由轮、舆、轴、辕组成，前面有一条长长的单辕，辕两侧各有一个与车辕相背的马形。车的形制与殷周时代的车的样式十分相似，同卜辞中车字的象形字也很相似。由此推知，阴山此类车辆岩画当在青铜时代。
另外，我们还在阴山上发现了与上述车辆不同的另一种车辆岩画。如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山崖上凿刻着一辆保存很好的车辆图形，这辆车形采用了侧影的表现手法，其样式为双辕、双轮，但只能看到一轮一辕，那是由于侧视的缘故。车厢上有毡篷，可供乘坐或居住，从形制看，它大约是北朝前后的作品。
总之，阴山岩画为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形象而真实地提供了古代北方游牧人狩猎——畜牧经济的画面。从这些岩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游牧社会的各个侧面和整体景观以及由狩猎经济发展为畜牧经济的历史脚印。在这绵长的游牧社会里，出现了别具风味的由猎手和牧人所创造的古代文明。这种文明深深地扎根于古代游牧经济的土壤之中，反映了游牧人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
如果将阴山岩画所反映的游牧世界的情况与我国古籍的记载相对照，就会即刻发现两者十分契合，简直可以说岩画是对古籍记载的图解，而古文献又是岩画的脚注。不过，岩画提供给我们的游牧世界的情况，要比古文献记载详尽、真实和形象得多。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驰、驴、驘、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又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衣其皮革，被旃裘”。从阴山岩画和文献记载中，我们知道，岩画的所在地狼山是匈奴人的历史摇篮，而阴山岩画的鼎盛时代又在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因此，其间的一致性绝非偶然。大部分岩画，尤其是早期岩画，应是匈奴人的作品。匈奴人以岩画为表现形式，记录了匈奴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其与文献记载的一致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匈奴之后，来到狼山地区的突厥、党项和蒙古人仍以经营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游牧业为主，并在匈奴人游牧经济的基础上，持续并进一步发展了那里的畜牧业经济，这在晚期的岩画中也有反映。
那么，由古以来居住于阴山之中的匈奴人及其后来者何以能创造出如岩画所示那样发达的狩猎经济和畜牧经济呢？这必须从当地提供的自然条件中去加以考察。竺可桢说：“世界最古的文化差不多统起源于干燥地带之大河流域。如尼罗河之有埃及，幼发拉底河之有巴比伦，渭河流域之有周、秦，是最好的例子。”接着进一步分析这种自然环境产生灿烂古文化的原因，他说：“文化产生地带为什么要在干燥半沙漠地方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设想一个文化之出现，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的野蛮民侵入，则一线光明即被熄灭。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3］我国阴山地区位于大沙漠之南，在其以北以西不远的地方都有沙漠，在此山脉以南之地，为土默特和后套两大沃野。山与平原之间，滔滔黄河横贯。其原生植物分区属于丰茂之草地，故自古以来为水丰草茂的牧场，是游牧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为古往今来游牧人聚集之地。而绵亘千里的阴山山脉，为两大沃野的北方屏障，是游牧民生存活动之地，在这样的区域里孕育出灿烂的游牧文化也是必然的。何况古代的阴山，比起现在的阴山来，自然环境更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