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阜新查海文化曾引起世界史学界、考古界震惊，尤其是玉·龙文化的发现，曾使中外专家、学者关注，它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阶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笔者多年参加查海遗址的发掘及研究工作，借此学术交流之际仅就查海文化及该文化中产生的文明成果做以初探。如有不当，敬请指
教。
查海文化
文化，概括讲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所获得的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的总合，它是人类社会进步及文明的标志；查海文化是以考古学角度而命名的，而考古学的“文化”是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那么，查海文化是否符合考古学“文化”称谓的要求，能否称之为一种“文化”？这是考古界多年带有争议性的问题，也是史学界和考古工作者探讨、研究的焦点。
自查海遗址发掘以来，对它的命名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其中有几种主要学说，有“前红山文化”说［1］，亦有“查海、兴隆洼文化”说［2］，还有“查海文化类型”说等等。由此可见，“查海文化”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它是在客观、科学、准确的学术研究中得以确立的、它的最后命名同它的发掘过程一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在此问题上，方殿春、辛岩二位先生的观点较为客观：“鉴于兴隆洼文化业已命名，但它又囊括不了查海的全部遗存，尤其是查海遗址的房址形制和二期内涵，确实与兴隆洼文化差别甚远，所以我们只将查海二期遗存命名为查海文化。倘若通过工作，能把查海一期遗存，与兴隆洼文化加以区分，再将查海一期遗存回归查海文化也是科学的。”［3］这一观点概括说明了查海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特征。表明了查海确已具备了自成体系的文化因素，这一点，通过“文化”主体遗迹、遗物得以证实。
（一）遗物
查海遗址正式发掘于1987年截止于1994年，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近1万平方米，该遗址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7600~8000年。出土遗物可分四大类，即陶器、石器、玉器、细石器。
陶器
制陶业的出现，是当时人类社会由不稳定的游牧业向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迈进的标志，是氏族制度形成、人类长期社会实践获取的物质成果。
查海遗址陶器的出土量较大，几乎所有的房址内都有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出土，种类有直腹罐、鼓腹罐、斜腹罐。形制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纹饰有“之”字纹、斜线纹、堆纹、几何纹等等。陶质为夹砂灰褐陶、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陶。而且，陶器以压印“之”字纹为发展的鼎盛时
期［4］。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提出“查海之字纹是氏族发展、繁荣的标志”［5］。以此看来，查海陶器，就其“之”字纹而言，与周边同期文化形成一定的差异，也可以说是对同期文化的一种超越。
石器
查海遗址中出土的主要石器有斧、铲、磨盘、磨棒、刀等等。通过对石器种类分析，这些石器当时主要用于农耕生产，因为铲形器、石斧的出土量较大，尤其是以典型的亚腰、带穿孔的铲形器居多。这种器物“即可以用其松土锄草，又可以用来刨坑播种，兼有镐的作用”［6］。正是有了这种便于固定、捆绑的复合形农耕工具的出现，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形成了较为规模的农耕生产部落，由此掀开查海文化原始农业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