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心突出，言简意明，富于时代风貌。《云南志》用不到三万字的规模，将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
至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南诏统治区内所发生的大事和历史线索做了清楚的交待，对南诏的交通、名川大山、六诏历史沿革、民族分布、南诏统治中心区、主要城镇、物产、各民族习俗、南诏社会制度，甚至与南诏地方割据政权毗临的国家或民族都作了系统介绍，文字虽不长，但细读此书之后，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的是一幅云南当时实现社会生活的图景，体现了整个时代风貌，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其书在叙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同时，又围绕着南诏地方割据政权这一中心，所以给人以既有鲜明的“主题”，又“层次”清晰之感。
总之，樊绰《云南志》记叙全面而不繁杂，言简而意明，中心突出，时代感鲜明。书中反映的范围极为广泛，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的云南民族特色甚为鲜明，体现了这一时期云南文化交流圈的广大，云南文化无论是对中原先进文化，还是对周边国家的文化，既兼容并畜，又坚持地方民族特色的发展趋势。《云南志》虽然由中原人士撰述而成，但其基本材料来自南诏文臣之手，它的成书标志着云南地方史学，或者说云南地方志的撰著走向成熟。
《南诏图志》与《大理图志》分别是南诏时期记载地理的专书和大理国时期编撰的地理志专书。俱已散佚，未见著录。
关于《南诏图志》的情况，今惟知曾有此书，且是考究南诏疆域政区的主要材料。据《新唐书·南诏传》记载，贞元十年“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乃遣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赉赐有加”。异牟寻向唐王朝所献地图应当是注记南诏疆界政区及山川物产情况的，献给中央王朝作为南诏归唐的版图依据，因此与地图一起呈献的当有该地图的文字依据或解说材料。根据唐朝制度，朝廷遍令各州作图，以三年一造为定制，各地造好的地图必须送职方司以备稽考。贞元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经多年努力，招徕南诏，异牟寻已与吐蕃决裂，诚心归附唐朝，故遣其弟入朝，愿为唐朝职方，故献地图为唐朝版域的一部分，是为《南诏图志》的地图部分。南诏献地图为唐朝职方后，唐朝遗袁滋出使南诏，至南诏王城阳苴咩(云南大理)，册授异牟寻为“南诏”。袁滋在南诏曾得到南诏文臣编写的地志，这或许就是南诏所献地图的文字纪录部分。袁滋据此与自己出使南诏的亲身经历撰成《云南记》一书。樊绰《云南志》采摘袁书资料，其中卷五《六睑》、卷六《云南城镇》所记为云南政区，当是樊绰转录袁滋《云南记》而成。其余记载南诏山川、路程、物产、风俗、教条、族类、历史及邻国的情况也多来自袁书，究其根源即是《南诏图志》。
《大理图志》是大理国后期编撰的地理志专书，元代初期尚存。《元史·信苴日传》：“乙卯(元宪宗五年，公元1255年)，段兴智(大理段氏末主)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六年)，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所献者当是《大理图志》。《元史·赛典赤传》记载赛典赤治理云南时，曾“访求知云南利者，尽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帝大悦，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其所访得者也应是《大理图志》之类记载云南舆地沿革的专书。元初编撰《大一统志》，征集各省地方图志，云南省几次编造送缴。故元代地理志如《元混一方舆胜览》、《元史·地理志》的云南省部分均有依据《大理图志》的地方。
尽管《南诏图志》和《大理图志》两书均已失传，但它们的面世和流传，都曾在云南历史上对于加强云南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巩固祖国统一，维护祖国版图完整等方面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云南史学中对祖国同根统一观和国家整体意识的体现。同时这两部专门记载云南政区沿革和舆地沿革的专史面世，也反映了云南史学体例更加多样，记载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是云南史学发展的体现。
注解：
[1] 万历《云南通志·艺术志》卷十四。
[2] 《新唐书·南诏传》。
[3]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网页编辑：金湖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