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绰与《云南志》唐人樊绰所撰的《云南志》，共十卷，为现在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唐代有关云南地区史的专著，是研究南诏时期云南各民族历史的重要典籍。
《云南志》的
作者樊绰，身世不详。据诸书记载，只知道他在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曾随安南经略使蔡袭到过安南，次年二月，安南城被南诏攻破，蔡袭力不能敌，全家及宗室七十余口皆遇难。当时作为蔡袭幕府的樊绰在战乱中匆忙携带蔡袭的官印，渡江逃生，返回朝廷报告[2]。其后，他又任夔州都督府长史。
唐朝后期，南诏多次侵扰安南，蔡袭出任安南经略使，目的在于防御南诏。蔡袭对南诏情况颇为了解，在安南时，他累奏朝廷“群蛮伺隙日久，不可无备，乞留戍兵五千人。不听。袭以蛮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阙，谋力两穷，作十必死状申中书”[3]。蔡袭能如此了解南诏情况，得力于他的幕僚樊绰。樊绰对云南的了解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前人的撰述。在樊绰以前唐朝曾多次派使者到过云南，或做官于西南，这些使者和官员曾将自己所了解到的云南情况撰录成书，上报朝廷。如贞元十年出使云南、册命南诏的袁滋，就撰有《云南记》五卷，这是他在贞元十年出使云南与南诏缔结沧洱之盟后，利用南诏王呈献的由南诏文臣纂集的地方志，加上自己亲身所历的行程及所了解的政事著录而成的。此外尚有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十卷，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十三卷，等等，这些都是各位作者在西南为官时，将处理云南政事或了解到的云南各民族情况汇集编撰而成的。樊绰参考并摘录了这些材料，特别是袁滋的《云南记》，樊绰《云南志》的大部分材料来自该书。其二是樊绰随蔡袭至安南时，曾悉习搜集南诏山川地貌、军事部署、风土民俗等情况。安南与南诏相邻，多有云南情况流传，使樊绰在安南期间，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云南许多情况，并且樊绰为了协助安南经略使蔡袭防范南诏的进犯，进行军事部署，曾亲自派人深入南诏境内探听军情，颇得南诏实情。樊绰《云南志》卷四记载：“臣于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尚书蔡袭手示，密委臣单骑及健步二十以下人深入贼师朱道古营寨，三月八日如贼重围之中。”樊绰正是利用调查来的这些真实材料和前人的著述，在尾随蔡袭留居安南的一年间，既为蔡袭提供参谋，又撰述了此书。可见此书主要来自于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
樊绰此书的名称历来说法很多，被称为《云南志》、《蛮书》、《南夷志》、《云南记》、《南蛮志》，等等。但人们较多使用的是《蛮书》和《云南志》这两个称呼。这主要是因为樊绰从未给此书定过书名，而书中各篇常以“云南”冠其篇名，如“云南界内途程”、“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等等。古代“蛮”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隋唐时期常常泛指西南少数民族。然而樊绰是书主要记载的仅是云南境内的史实，故方国瑜先生以为用《云南志》作为书名为宜，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从滇云史学发展的角度看，樊绰《云南志》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体例成熟，内容全面。《云南志》的篇卷分为：云南界内途程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诏第三，名类第四，六睑第五，云南城镇第六，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蛮夷风俗第八，南蛮条教第九，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十。从篇目中就可以看出，此书结构是一部完整的地方志书的体例，几乎包容了地方志书应该包括的全部内容，它把云南境内的交通途程、民族分布、人口构成以及重要山脉河流、城镇要塞、方物特产作为主要记载内容，而且特别翔实地记载了南诏政权的历史和各项典制，诸如南诏的官制、军事制度、交通体系、城镇分布、政区设置等都详加记载，对南诏境内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风土习俗、建筑形式、物产特点等给予全面的介绍。书中着重反映了当时云南的统治中心洱海地区的部族情况，如六诏的源流、六诏和其他部族的关系、六诏的农业生产情况等等。甚至连那些与南诏相邻的弥臣国、弥诺国、骠国、昆仑国、大秦、女王国、真腊国等都叙述进去。已经具备了地方志或地方专史所应当必备的全部内容，而且记叙条晰事明，章节严整，无愧为一部较成熟的地方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