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地方史学的发展成熟，以南诏、大理时期至元代出现的一批体例成熟、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地方民族特色鲜明的滇云史学名著为代表。
《白古通记》又称《僰古通记》，是一部纪录南诏大理史事的地方民族史
籍。是书久佚，估计创作于元代以前。其史料价值很高，备受历代学者的重视。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流寓滇云，幸得此书，非常重视，曾精心校勘，删定刊误，并将其校勘过是书定命为《滇载记》。
《滇载记》主要记载了哀牢九隆世族的传说，隋唐两宋时期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的史实，以及南诏大理统治者张、蒙、郑、赵、杨、段、高七氏的名号，起灭颠末，传袭情况。主要资料大概取自《白古通玄峰年运志》一书，由杨慎精心删正而为之[1]。由此也可以认为杨慎的《滇载记》是从《白古通记》抽出历年史事编写而成的，并非《白古通记》全书。此外还有一部称做《白古因由》的书也来自《白古通记》。《白古因由》一书主要记载观音十八化的内容和传说，多为神怪奇异之事。因此从《滇载记》和《白古因由》两书的内容分析，《白古通记》一书，应当既是记载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历代统治家族事迹和传世历史的史籍，又是记载云南古代的神怪传说和宗教传说的杂传。到了明代以后，云南的多部史书的一些材料也来自《白古通记》的内容，如万历《云南通志·南诏始末》、查继佐《罪惟录·段宝传》等皆本其书而成。明清时期，云南各种官修或私撰地方志也多次征引此书，而且凡论说南中掌故及研究南诏、大理史者，每喜引证此书，以为旁征，可见它在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中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从今天我们见得到的情况看，在云南史学、语言学和文化史的发展进程中，《白古通记》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史籍：
其一，《白古通记》是一部用白文写成的史籍。薛承教《滇略序》说：“俗有《白古通记》诸籍，皆以臆创之文字，传其蛮僰之方音，学士大夫鲜能通之，询之里闾之民，千百不一二谙也。”由此可知，《白古通记》并非用汉字汉语写成。姜龙《滇载记序》也说：“得敝帙于故博士张运汉氏，曰《白古通》，其书不著作姓氏，亦不审方于何时，其意经几译而书之。”这也说明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该书，该书不能读通，需要几次翻译才可卒读。《滇载记跋》更加明白地说：“《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意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原来《白古通记》最初是用白文写作的，后来才经学者们几经转译为汉语。在白族形成的南诏大理时期，其文化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表现在文字语言上，以汉字记白语，以汉文汉字表达为白文白语的特殊文字通行于民间，一般学者常用白文写作，但用的是汉字来表达白语，甚至在一些流传甚广的云南史籍，或者由汉人记载的云南历史的书籍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如樊绰《云南志》卷二载“高黎贡山谣”：“囊中络赂绝”，原注“络赂，财之名也。”又《玉溪编事》载《骠信诗》“元昶同一心”，原注“谓朕曰元，谓卿曰昶”。《清平官诗》“菠罗昆勇猜”，原注“菠罗，虎也；昆勇，野马也。”这些就是用白文所写的诗文。这种文字的特点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意”。这一现象反映了白族形成时期，其文字和文化既大量借用和吸收汉族文化，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语言的独立性，中原汉族文化的渗入与当地民族文化冲突的特性。
其二，《白古通记》一书的记载语多涉及神怪。杨慎称其“意兼众教”，谢肇浙《滇略·俗略》也说：“什九皆载佛教神僧灵迹，诡谲可厌，亦足见当时之风尚已。”南诏、大理时期，佛教密宗盛行，当时洱海一带的居民家家有佛堂，人人信佛祖，天天敬佛事，大理地区被称为“妙香佛国”。佛教密宗与当地崇拜巫鬼和本主的原始宗教紧密结合，形成了阿吒力教，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官府设科选官，所取之士也都出于“师僧”，文化几乎为僧徒把持。今传大理时期的石刻，撰文者往往自称“儒释”或“释儒”，这就是当时大理地区知识分子的代称。那么由深受阿吒力教影响的当地知识分子写成的《白古通记》，其内容“什九皆载佛教神僧灵迹”，且多神怪之语，就是很自然的了。这无疑是当时云南崇尚佛教，宗教强烈地影响当时人们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现象在史学上的鲜明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