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家招授生徒，便是中国私学教育之始。因而私学是与官学相对的教育形式，即教师在家教授门徒的私塾，或者个别之家聘请教师开设的学馆，甚至包括建立在家族或家庭基础之上的族塾和家学，此外还有家塾、学馆、书屋、书堂等诸多名称。尽管名称不一，但一切办学
经费出自私人，这种私有性质决定了办学形式的多样化，讲学内容的多彩化、自由化。在以家族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古代中国，以家族为基本办学单位的家塾、家学与家族组织紧密结合，成为私学教育中的主流。由于家学存在于家庭或家族内部，而顺着血缘关系向纵横两个方向延伸、展开，呈现出错综复杂、多层次现象，有的学者把明代家学的结构与层次分为直系、旁系和直、旁两系相互交错的三大系统。就家学的教育目的来看，存在着明显的两极性：一是满足家族子弟读书识字的需要，也即是广泛的普及教育，重在宣传孝、悌、仁、义等封建伦常礼仪，维护家族内部的团结和秩序；一是满足家族子弟应试科举的需要，即以入仕为目的的教育。家学教育的两极性目的决定了其教育阶段的两极性，家学教育中出现了初级的蒙学教育与较高一级的应试科举教育。私学与家族结合使得这种教育方式的存在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分布面极广，影响面较大，而且无需特殊的办学条件，较为方便灵活，简易节约，具有官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而一直是中国教育不可或缺的补充形式。
关于滇云之域的私学教育或称家学传统，我们已经在汉晋时期的孟氏家学和爨氏家学以及南诏大理时期的蒙氏家学和段氏家学中看到了滇云文化发展前期若明若暗的家学传统发展线索。对于元代滇云私学状况，我们还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上，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明代滇云私学，已是一幅清晰而又壮阔的历史图卷了，成为明代云南文化发展中的一大景观。
随着明王朝对云南的统治确立、巩固，移民实边，加强了对云南的开发。于是大规模的军屯、民屯、商屯得以展开，包括陕西、江西、两浙、湖广等地在内的内地汉族移入云南，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云南的主要屯田地区(今罗平、师宗以西，腾冲、保山以东，永胜、鹤庆以南，景东、蒙自以北的广大区域之内的坝区)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有了较大发展，总体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封建地主经济首先在靠内地区，甚至在部分少数民族中得以产生和发展。封建地主经济的确立冲破了原来封建领主制的束缚，确立了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私有经济的发展为私学教育的创建打下了经济基础。明代重文教的政策在滇云掀起了一股兴学校，发展教育的大潮，营造了一种官府和民间共同办教育的氛围；云南举业的发展，要求入学参加科举人数的日益增多，对云南各级官学教育造成一定压力，在官学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时候，私学顺应了举业发展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部分士子的需求，因之举业的发展成为私学教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元代以来的学校教育已造就了一批基本能通经明义、知书达礼的士人，为私学的创办打下一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滇云之域的偏远、落后和令人恐怖的瘴疠使得云南在明代成为发配犯人、谪戍官吏的理想之区。自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监察御史章良以罪系狱左迁云南府儒学教谕以来，包括楼琏、王景常、韩宜可、杨慎等知名人士在内的文人学士、名宦巨儒陆续谪迁云南，带来了一些新的学术思想，有必要创办私学，宏扬学术或是讽议朝政，这些学人的到来为滇云私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从文献记载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滇云私学主要可从如下几方面来认识：
1.从教学对象和教学程度、层次来看，主要分为蒙学教育和科举应试教育。如太和人杨贤“常开馆训里中儿，终日危坐，童子无嬉游”。又如永昌府人姚方“隐居训蒙，言行皆历历可法，门下多名士”。蒙学教育主要解决儿童读书识字的问题，以及确立将来立身处世所需的伦常品德。教材主要是些“蒙养书”、“字书”，也教读《孝经》、《论语》等儒家经书，或者就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的新的蒙学课本，如万历时期云南石屏著名文人涂时相曾编著《养蒙图说》一书，选取历史上90位名人的事迹，编以4字标题，每人1页，上半页绘图，下半页以浅近的文字加以介绍，有图有文，在启发蒙童将来如何处世、立品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本书也是滇云较早的一部图文并茂的启蒙读物。此外临安府人徐澜淡泊终身，著有《塾训会略》。科举应试教育主要针对科考的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讲解，如云南府人张英，曾在正统间举荐云南乡试第一，入太学，正逢太监王振干政，太学国师李时勉因秉政直言而被陷罪，张英义愤难填，与石大用请求以己身代罪，一时名动京师。此事过后，张英已无意仕进，祈求归养。他居乡“以《易》学教授生徒”，史书说“出其门者济济，多甲科名也”。又如临安府人张文礼“居乡训徒，名士皆出其门”。史书说“临安甲科，自文礼始”。还有永昌府人石雷“灌蔬课子，科第蝉联”[1]。从这些材料也可看出，当时的私学教育在云南举业中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