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活力表现在音乐、戏剧等艺术领域，则是少数民族戏剧如百花齐放，许多种迄今仍很活跃的少数民族剧种都在这一时期形成。白剧，原名吹吹腔，是在白族大本曲的基础上形成的，约形成于乾隆、嘉庆年间。分为“南腔”和“
北腔”两个流派，“南腔”中有螃蟹调、麻雀调、琵琶调、放羊调、拜佛调等民歌小调“十八”调；“北腔”中有数花名、莲花落、打鱼调等“十三腔”。唱词基本上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大本曲和吹吹腔融和成白剧，白剧剧目有200个以上。傣剧，产生于清代末期，是从傣族民间歌舞且吸收京剧、滇剧的一些音乐成分和表演方法而形成的。傣剧用傣语模仿京、滇剧演出，乐器除用傣族的传统象脚鼓、葫芦笙、木叶外，还引进京剧、滇剧的锣、钹、鼓等乐器。傣剧剧目一类是表现日常生产、生活和风俗的傣剧小戏，一类是用来表现本民族的诗歌、故事，还有就是由汉族的传统剧目改编成的傣剧。傣剧主要流行于德宏景颇族自治州的盈江、潞西、瑞丽等地。流行于云南文山地区的壮剧，又称“沙戏”，以富宁的壮剧和广南的壮剧为主要代表。云南壮剧约形成于清嘉庆至道光时期。壮剧剧目多达五六百，主要以胡琴、脆鼓和锣为伴奏乐器。云南的这些少数民族剧种，剧目都比较丰富，就其中反映的内容和剧目的来源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取材于各民族的民族民间故事，如白族中的《火烧松明楼》，傣族的《娥并与桑洛》，壮族中的《侬智高》等；而在其中占一定比例的另一类剧目，则主要来自汉族的传统剧目，如《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杨家将》、《白蛇传》等，被改编后活跃在少数民族的文艺舞台上。
这股活力表现在绘画艺术中就是造就了一批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云南画师。清代从顺治到乾隆时期，见于著录的云南书画家有一百二十余人，如虞世璎、方正阳、万崇义、杨谊远、王寿祚、董澄、高朗、钟岳、杨友南、周沛、阚祯兆、赵士麟、王思训、张汉、查奉璋、李宣、张昂、王兆基、黄浩、朱文重、时远、李因培、周于礼、倪宪、袁文典、孙髯、尹壮图、杨毓兰、钱沣、赵昶、师范、谷际岐、李诂等，他们中影响较大的有阚祯兆、周于礼、尹壮图、孙髯、钱沣、李诂等。从嘉庆到清末见于著录的书画家还有戴炯孙等百余人，其中，周其淳、孙铸、袁履吉、缪嘉蕙、杨应选、袁嘉谷等人影响最大，成就最高。乾隆进士周于礼历官翰林院编修、大理寺少卿，其书法以苏轼、米芾为代表，笔势雄伟，名溢海内，《听雨楼法帖》10卷，是其主要的代表作。为政清正耿介的钱沣以善画马著称，“杜少陵骑马图”、“不施控勒骑生马”、“晚凉看洗马”等是其佳作，左宗棠评他的马是“筋骨显露，笔力仿佛古篆，不敢逼视”。
总之，随着改土归流的进一步深入，汉文化在滇云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更为巩固，对滇云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更为深刻。这一主流文化的感召，在滇云迸发出一股巨大的凝聚力，牢牢地维护着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并在鸦片战争以来滇云各民族人民抗击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民族斗争中，再一次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汉文化得到了又一次的升华。
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古代，各民族先民就已经对吸引人类的各种哲学问题发生兴趣，进行探索，在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认识论以及宗教哲学、道德哲学等各个领域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有启发的意见和认识，形成了一些系统的哲学理论，产生了灿如繁星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伍雄武先生说：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中国55个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与自然斗争、与社会斗争，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而生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精神文明。其中，各民族一定有鼓舞自己奋进的精神力量，一定有维系民族群体的精神纽带。这种精神力量和精神纽带，凝聚为观念，结晶为理论，有的由理论而成体系，可谓之哲学；有的虽未成体系，却深含哲理，亦可谓哲学思想”[3]。民族不同，其哲学思想的发展程度、水平高低也会有差别；同时，哲学也是一种文化，各民族的文化总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包括文学、宗教、道德、科学以及风俗习惯等。然而，这众多的方面并非互不相关、散漫混乱的，而是由某些深层的、普遍的、核心的观念贯穿起来，整合、建构成为有机的文化整体。“这种贯穿各种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普遍、核心的思想观念，就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4]。
滇云区域自古以来就有众多的少数民族生存繁衍，长时期以来，他们在滇云大地上创造着自己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在提高着自己的思维能力，并创造着自己的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哲学思想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逐步形成，哲学的雏形孕育在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里。李国文先生据此分析说：“人类文明时代的哲学，是人类思维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并由原始宗教、原始神话的胚胎中逐步孕育发展起来的。”[5]滇云区域的少数民族虽然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但都保存着自己的古老宗教和古老文学，有极其丰富的原始神话、传说和史诗。“今天我们翻开云南少数民族那包含着丰富文化内容的原始宗教、原始神话和史诗，其中记载着不少对于天地来源、天地形状、天地运动、天地结构、人类起源、人类进化发展等的认识……它是构成《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一页”[6]。
当然，在滇云各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中原的汉民族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应该把各民族的哲学思想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系统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又要看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特殊性[7]。
注解
[1]潘先林：《“改土归流”以来儒学在滇川黔交界地区的传播及其对彝族社会的影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2]苏建灵：《明清时期汉文化教育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思想战线》1990年第2期。
[3]伍雄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4]伍雄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5]李国文：《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6]李国文：《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第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参见龚友德《白族哲学思想史》，第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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