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形成世界上古时代这幕扑朔迷离的历史场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欧亚草原地带高度相似的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是大规模民族迁徙得以实现的外在原因。从地理因素分析,欧亚草原西端的东欧地区属于内陆性平原,它的海岸线与陆地面积明显
地不成比例。准确地说,四十一平方公里的平原才摊到一公里
长度的海岸线。东欧地区的这一地理特点使得它与西欧形成鲜明的反差。相比之下,西欧地区的地形变化较多,海岸线很长并且异常曲折,形成许多海湾和伸展得很远的半岛、岬角。因此,从地理上看,东欧地区更接近于中亚,尤其是在乌拉尔山和黑海之间的宽广地段,东欧平原南部的草原地带与中亚大草原直接地、毫无间隔地连成一片。俄国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这个地形特点,认为中亚草原向西直到黑海、亚速海的延伸,是“从亚洲插入欧洲大陆的一个楔子”。
从气候因素分析,除了东欧草原的地理特点与西欧有较明显的差异而更接近于中亚之外,东欧草原地带的气候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欧洲西部地区以海洋性气候为主。受西风带影响,从浩瀚的大西洋吹来的湿润空气带来了丰富的降水,同时也调节了这一地区的气温,北大西洋暖流更使整个西欧的沿海地区变得温暖。而东欧草原地带则以大陆气候为主,降水量自西而东逐渐减少。里海西北部沿岸地区年降水量仅二十多毫米,形成欧洲惟一的沙漠地貌。从风向的影响看,湿润而和暖的西风主要作用于东欧的夏季和北部地带,而在冬季和南部地带,从亚洲内陆吹来的干燥寒冷的东风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从总体上看,东欧草原的气候也更接近于中亚。综合东欧地区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我们可以有充分依据想像,上古时代中亚地区的某个游牧部落或民族,当他们把自己的篷车和畜群迁徙到顿河流域和黑海北岸的时候,很少会感到他们的生存环境有什么不同。他们生活在东欧大草原好像生活在中亚的大草原上一样自由自在。
从生活方式分析,涉及这场大规模民族碰撞与迁徙的狁人、塞种人、马萨格泰人、萨尔马特人、斯基泰人以及辛梅里安人均长期从事游牧生活。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某个时期内虽相对稳定,但同时又有很大的流动性。因此,一旦遇到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逼迫而又无法有效地抵御这种逼迫时,往往会很自然地选择向其他方向流动或迁徙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与通常从事农耕活动的民族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后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缺乏流动性,因此在受到来自外民族的碰撞和逼迫时,很少以迁徙的方式作出反应,而往往以民族之间的征服、被征服,同化、被同化的形式显示出来。
其次,自然因素、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某种突变是促成这场大规模民族碰撞与迁徙的内在原因。由于狁人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扮演了第一推动力的角色,因此我们在分析这种突变时无疑应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狁人方面。
从自然因素看,根据周代史料记载,狁人在公元前823年和817年的两次南侵活动,均在四、五月间发生[23]。这个季节的塞外草原本应开始复苏,牧草正在生长。而狁人选择这样的时候大规模南下,很可能与上列年份的异常天象有关。我们现在尚缺乏周代的气象记录,但不能排除异常寒冷的春季影响了牧草的生长,并迫使狁人向水草比较丰富的南方迁徙的可能性。而当这一迁徙过程遭到南方周民族有效地阻遏后,狁人又将其迁徙的路线转向西方,并由此引发自东而西的民族迁徙浪潮。
从人口和社会因素看,前苏联历史学者贾可诺夫认为,上古时代某个民族内部出现的暂时性的人口相对过剩现象也很可能成为推动其向外扩张或迁徙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某个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方面的突变,例如阶级分化的加剧导致其首领为了掠夺其他民族的财富和生活资料而发动扩张性的战争,并由此引发民族的迁徙活动。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尚无材料了解公元前九世纪时狁人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状况,因此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不管如何,作为这一轮民族迁徙浪潮的最初发动者的狁人,可能由于自然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因素中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突变作用最终走上通向西方草原的迁徙之路,则是应该没有疑义的。
上古时代的民族迁徙活动是民族间碰撞(通常表现为战争的形式)的产物,正确评价这一碰撞迁徙的历史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上古时代的历史过程。就公元前9~前7世纪期间发生在欧亚草原上的民族碰撞和民族迁徙浪潮而言,我们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若干粗浅的认识:
第一,开拓了上古时代欧亚两洲的陆上通道。也就是说,这条通道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即已存在,一些外国学者称之为“草原之路”或“毛皮之路”。其走向大致东起河西走廊,经蒙古高原、阿尔泰山,沿乌拉尔山之间的宽广缺口,通向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中国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这条上古时代欧亚两洲陆上通道的进一步扩大和延伸,并使其更为外部世界所瞩目[24]。
第二,形成了游牧世界逐步缩小和农耕世界逐步扩大的历史趋势。例如,原来活动在中亚地区的斯基泰人素以游牧为生,但当他们迁徙到黑海北岸以后,其中的一部分斯基泰人便在当地居民的影响下,根据新的自然条件转而从事农耕,希罗多德称之为农业斯基泰人。他们学会播种和食用小麦、洋葱、大蒜、扁豆和小米等,其中小麦还常被他们用来和外族进行交换[25]。
第三,加强了东西方之间文明的交汇和民族的融合。在经历了这场民族间的大规模碰撞和迁徙浪潮之后,有的古代民族如辛梅里安人完全被其他民族所融合了。那些仍然保持着原有稳定结构的民族之间也开始了融合的趋势。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借鉴,互为影响。根据前苏联学者A·蒙盖特的考古发现,在阿尔泰地区的卡通河流域附近出土了一批公元前5~前4世纪塞种人贵族首领墓穴中的物品。其中有不少中国生产的丝织品、玉器、漆器、金器和青铜器[26]。在前苏联楚河地区的文化遗址上,还发现过一批中国周代样式的铜鼎、铜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器物并不是对中国青铜器的单纯模仿,在其表面装饰的是具有中亚游牧文化风格的野兽格斗花纹,这些都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交汇的最好证明。
第四,发生在上古时代的这场民族迁徙运动,可被视为公元后4世纪著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这是因为,这两次历史上的迁徙从方向上看均是自东而西,横跨欧亚两洲的广大地域,席卷众多的民族;但从迁徙的规模、范围和影响来看,后者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无疑要大得多。因此,如果把公元后发生的民族大迁徙作为一场正剧的话,那前者就只能是正剧前的序幕了。人们在观赏戏剧时,往往会只关注正剧,但序幕部分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深刻理解了序幕,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剧情。公元前9~前7世纪期间出现在欧亚草原上的这幕历史场景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注释:
[1][4][6][10][16][17][25]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270、267、227、107、269、270、272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2]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第41页,中华书局,1958年。
[3]《奥德赛》第11曲。
[5]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1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7]项英杰:《中亚史纲》,第22~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8]王冶来:《中亚史纲》,第2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
[9]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第197页,三联书店,1960年。
[11]彭树智:《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12]《史记·五帝本纪》卷一,第6页。
[13]《周易·既济》。
[14]《诗经·小雅·采薇》。
[15]希罗多德在另一处记载中曾提到生活在中亚东北部地区的阿吉帕人(Arigippaens)鼻子扁平,下颏很大,显然属于黄色蒙古人种的特征。而阿里玛斯波伊人分布在阿吉帕人的东面,因此,很可能也是黄色蒙古人种。
[1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第七卷,第689页的陶里人条目。
[19]Pompei Trogi Fragmenta, ed O.Seel, Leipzig,
1956,p179.
[20]D.Sinor,Lnner Asia,p80.
[21]《泰晤士世界地图集》,第56页,三联书店,1982年。
[22]乔治·科恩:《世界战争大全》(中译本),第159页,昆仑出版社,1988年。
[23]许倬云:《西周史研究》,第288~289页,三联书店,1994年。
[24]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上古时代欧亚两洲之间的陆上通道可分为北线、中线、南线,丝绸之路属于中线,草原之路则属于北线。
[26]A.蒙盖特:《苏联考古学》,1955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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