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古代人是按照自身的形象创作了神，因此神像从面容到头饰颇具人的特征。神像头顶上戴的鹿角，都是古代人的头饰；头顶上刺芒形的头饰，有的为头上插的羽毛。在汲县山彪镇战国时代墓出土的水陆交战图鉴的人物和战国青铜器“刻纹燕乐画像椭”上的人物^［22］头

　　至于见于阴山岩画的小人形，在中原或其他地方也出现过。早在新石器时代辛店期彩陶上就出现了小人像。殷周以来，青铜器上的小人形数量就更多了^［23］。见于战国铜器上狩猎和作战图案中的人形，与阴山岩画中的许多小人形十分相似，如出一辙^［24］。至于小人形的尾巴，在汉代及其以前的图案中也是经常遇到的，如在汉像石中，蚩尤的形象就是一个手执武器臀下长尾的人物。在汉代铜器花纹中也有带尾的人形^［25］。    

　　总之，大量事实证明，阴山岩画中的人面、兽面和小人形都与中原的远古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关于阴山岩画中第三种习见的题材——各种符号印记。见于岩画的同心圆(或称重圈纹)，早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彩陶背壶的颈部就有过。在郑州二里冈出土的殷代陶器的纹饰中和江西清江县吴城西周、春秋的遗址中都见到过^［26］。到汉唐时代，仍在广泛流行，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出土的汉代陶器上也印有与阴山岩画同样的同心圆纹饰。同心圆后来广泛地流行于北方民族地区，如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27］和准格尔旗边将沟匈奴墓中出土的文物上多见过同心圆。阴山岩画的同心圆应看成是战国至汉代的匈奴人曾经实际存在过的同心圆的反映，只是有的铸在青铜器上，有的凿磨在山崖上而已。在唐代回鹘人中也很喜欢这种纹饰，鄂尔浑河碑刻上就有着沟纹很深的同心圆纹^［28］。同心圆纹骤看起来与螺旋纹相似，但它们的起源是不同的，前者起源于太阳纹，大约与古代对太阳崇拜的思想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后者显然是卷曲的蛇纹的图案化，这与古代居民对蛇的崇拜思想正相吻合。

　　见于阴山岩画的第二种符号“”形，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河北永年县台口村相当于后岗第二期文化类型(属河南龙山文化范畴)的地层中，在红陶缸内就发现刻有“”的符号^［29］，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墓葬彩陶壶上的符号中也有“ ”符号^［30］。其后，在河北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陶文也有“”形符号^［31］。见于殷周青铜器的上“”或“”字形更是多不胜数。可见在阴山岩画中屡屡见到的或符号，与河南、河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同类题材有一定关系。   

　　见于阴山岩画的人的足迹和马、驼、驴、牛、禽的足印，在中原地区发现得更多。关于人足印，河北台西商代陶文以及殷周青铜器内都发现过，有人将它解释为停止的“止”字。我国古代对人足迹赋予一定的神秘色彩，传说姜踏巨人迹，而生后稷。至于各种动物的足迹，早在《水经注》河水条就有两处提到过，当时郦道元就说过，见于阴山岩画的马蹄印是“夷人在边效刻”的。   

　　见于阴山岩画中的其他题材的画面，如车轮、车辆、石磨盘以及各种样式的舞蹈者，都能在中原地区的考古中发现，或从古文献记载中找到。   

　　总之，通过把阴山岩画中与中原地区相应的东西进行一一比较和考证，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其惊人的一致性，还可以发现对于同类题材的图形往往在中原见到的要比阴山岩画见到的时代要早一些。这就告诉我们：阴山岩画艺术的渊源很可能来源于中原的古老文化，至少要受到它的影响。   

　　我国中原地区与北方各民族地区以及全国各地，自古以来所存在的文化上的统一性，是相互间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必然结局。有关中原地区与周围各民族部落间的经济贸易情况，我们只要看一看《穆天子传》就会明白，这种交易是频繁的，经常性的。据《穆天子传》记载，中原地区每每以铜器、贝带、银器、珠、丝物、桂姜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去换取各游牧部落的马、牛、羊、犬，以及各种贵重的羽毛和兽皮等。这不仅反映了我们国家历代的中央王朝与属领间的“赠”“赐”关系，也反映了相互间的经济交往。

　　以上可知，各游牧氏族部落(包括北方各游牧部落)是以畜牧产品和地方特产换取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这不仅可以看出两者在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且说明彼此都需要由对方的货物作为自己经济中的补充手段。这种相互需求决定了它们之间贸易关系的必然性和经常性。在经济交往中，必定存在着文化的相互影响。我国为什么自古代起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且随着时间的嬗递这种统一关系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其原因我们可以从阴山岩画与中原地区远古文化的比较中得到启示。

　　注释：

　　［1］盖山林：《内蒙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文物》1980年第6期。

　　［2］《西安半坡》。

　　［3］《甘肃考古记》。

　　［4］《安阳发掘报告》。

　　［5］徐中舒：《古代狩猎图像考》，《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6］崔：《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7］陕西省博物馆：《秦汉瓦当》。

　　［8］吕品：《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动物形象》，《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9］［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

　　［11］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

　　［12］考古研究所渭水调查发掘队：《陕西渭水流域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13］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原始社会》。

　　［14］郑振铎：《历史参考图谱》第一辑，图版十。

　　［15］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第一、二区发掘概要》，《考古》1959年第11期。

　　［16］魏树勋：《安阳出土的人头范》，《考古》1959年第5期。

　　［17］《考古学报》第七册，图版柒。

　　［18］高至喜：《商代人面方鼎》，《文物》1960年第10期。

　　［19］庞薰：《图案问题的研究》。

　　［20］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西伯利亚的古代文化》第三章。

　　［21］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原始社会》。

　　［22］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文物》1961年第10期。

　　［23］见容庹：《金文编》。

　　［24］庞薰：《图案问题的研究》。

　　［25］徐中舒：《古代狩猎图像考》，《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26］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地区陶瓷器几何形拍印纹样综述》，《文物》1977年第9期。

　　［27］《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的第1期。

　　［28］《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图版三石刻花纹。  

　　［29］河北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2期。

　　［30］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31］《城台西村商代遗址》。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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