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阴山西段狼山地区发现的岩画宝库对打开古代北方游牧人的历史奥秘提供了丰富的、形象化的资料［1］。
列宁在《论“民族文化”自治》一文中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
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阴山岩画也正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在古代文化中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阴山岩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体现了北方各民族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而且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北方各游牧民族与我国其他地区各民族，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汉族之间，在古代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和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表现。
中原地区在古代虽然较早地进入了农业社会，但也曾经历过漫长的游猎畜牧业时代。以商代而论，虽然农业发展起来了，但仍以狩猎畜牧业为主。以牛的毛色来分，商代的牛至少有七八种之多，其中有来自西南的牛，有来自西域的牛。羊以毛色来分，至少有白羊、黑羊、黄羊、苋羊等四种。猪有黑白两种。马的名色约有、、赤马、赤玛等，不下十六七种，常以马作牺牲，“牧人掌六牲，六牲之中必有马”。由于中原地区狩猎畜牧业发达，所以很早就有了论述动物的书籍。《考工记》一书将所有动物分为小虫(主要指无脊椎动物)、大兽(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其后《尔雅》更把所有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虫”包括全部无脊椎动物；“鱼”包括鱼类、两栖类和爬虫类；“鸟”相当于鸟类；“兽”类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并把狩猎畜牧业生活反映到艺术上。殷周以来，在铜器花纹和瓦当等器物上，有许多动物形装饰。试取阴山岩画与殷周的铜器花纹相比较，便可以观察出两者有着微妙的联系。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由于畜牧业经济的发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便把动物的形象反映到艺术上，许多陶器上有动物纹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有行走和奔驰状态的动物纹饰［2］。民勤县沙井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成列的鸟纹。辛店期陶瓮上，有犬、羊、马、鸟等兽纹［3］。见于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动物形象就更多了，有山羊、马、犬、狐、猪、绵羊等动物纹。在殷代，各种动物的形象不仅见于青铜器上，而且见于甲骨文中。由于当时从渔猎进入畜牧农耕，所以甲骨文中兽类的象形文字特别丰富。兽类有马、牛、羊、豕、虎、兔、熊、犬、象、鹿等等。马羊牛由于牧养驯习，观察仔细，因而又各区别为数种。马的形态多到30余种；羊的形态则多到40余种，甲骨文的“美”字，原从羊的形状得来的。牧人把畜养肥大的羊，描绘出来便是“美观”，在安阳殷墟，也曾出土过生动的兽首形的铜戈［4］。倘若不是在劳动中观察得认真细致，是不会在甲骨文中表现得那样惟妙惟肖的。
到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上的动物花纹增加了不少，而且常采取左右对称的形式，簋圈足上的动物纹作倦息态，足作蜿曲之状［5］。战国时的动物图形就更多了，其形象生动而富于变化。到战国秦汉之时，动物纹还普遍用于瓦当上，如燕下都的鹿纹半瓦当，秦广衍故城内出土的对马
纹［6］，陕西省出土的秦代鹿纹瓦当［7］等。
汉代及其之后，中原地区农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畜牧业退居到从属的经济地位，因此，逐渐削弱了产生动物纹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艺术上，表现农业的题材增多了，而各种动物纹也相对减少了。也有许多地方，仍以动物为题材，仅南阳汉画像石中雕刻的动物及飞禽就有20余种，主要有牛、马、虎、龙、豹、兕、熊、狮、鹿、象、犬、兔、桃拔、猿、人面兽、麒麟、龟蛇、大螺、鹅、鱼、蟾蜍、凤鸟、金鸟等［8］。东汉时，长沙陈家大山的砖券墓上，也可看到牛、马、鸡、狗的砖纹图案。这一时期，匈奴居住的我国北方地区，仍是狩猎畜牧社会，他们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反映到艺术上，则是以动物纹作题材的青铜器和岩画，在殷周至秦汉时期空前兴盛起来。因此，岩画的动物纹题材，是受中原地区同类题材影响的结果。而到后来，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原地区。同样，在秦汉前后，蒙古草原及其北面的西伯利亚的草原文化也给阴山岩画以影响，反过来阴山岩画也影响了蒙古、西伯利亚、中亚的岩画。因此，阴山岩画是在中原文化及蒙古草原、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下，在本地区畜牧狩猎经济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文化艺术。
阴山地区青铜器上的各种动物纹饰与敲磨在山石上的岩画，是同一经济基础的产物，时代和族属上又是一致的。鄂尔多斯高原出土的匈奴青铜器与某些阴山岩画的动物纹，无论在题材、艺术特征和风格上，都存在着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在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器动物形象中，所见到的野兽互斗和猛兽吞食草食动物的场面，以及鄂尔多斯青铜艺术中特有的那种装饰手法，如将动物身体重叠在一起，或一正一反并列在一起的形象，在阴山岩画中都可以看到。此外，阴山岩画中某些动物形象的特点，例如，有些鹿的形象具有喙状咀前伸，枝角长而华丽，颈部与躯干的前半部过长，四腿弯曲，前腿高于后腿，背峰隆凸，腰部凹陷，有的作回首之态等特征，在鄂尔多斯青铜器鹿的形象中也存在着。只是由于岩画以大的崖壁为创作园地，而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则是模铸出来的，在表现主题时，不能不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对动物的表现方面是不会完全相同的。
其次，从岩画中第二类题材——人面图形和人形来看，也同样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密切关系。人面的形象，在我国源远流长，持续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就发现了人面的形象，如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盆上，绘有人面形花纹。人面的形象呈椭圆形，鼻作倒“丁”字形或垂三角形，眼用两直线表示，耳部向外平伸再折而翘，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其上有刺芒之类的东西［9］。还有用泥块捏塑而成的人头塑像，面略呈方形，头作扁平状，耳、目、口、鼻均用泥片附加黏合而成，口部已脱落，鼻子高大［10］。在陕西华县柳子镇泉护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窖穴中，也曾发现一个泥塑的人头，不过它的眼口是在原来的泥块上刺划而成的［11］。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在陕西扶风姜西村，发现了男人的陶塑头像，是直口大瓮的口外装饰，五官俱全，鼻梁隆起，双眼下斜，口眼系刺刻而成［12］。在陕西黄陵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出土过一件男子头部雕塑，眼、鼻、口具备，嘴大而近于圆形［13］。甘肃仰韶文化也屡次发现人头形陶制塑像，并在面部和颈部都满布种种形式的花纹［14］。河南陕县七里铺第二区龙山文化层也出土过人面形残陶片，上塑有人面形，残存有眼、口、鼻，形态逼真［15］。河南陕县三里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过一件陶制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