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黄河流域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龙山文化后期。田昌五的《夏文化探索》^［11］认为，从黄帝到夏朝的建立为奴隶制形成时期，即夏以前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到夏禹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宋兆麟根据我国民族学资料，对“家长奴隶制”的性质

　　3.黄河流域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中国古文明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唐兰在《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第3版发表了《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认为早在六千多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就迈进了文明的门槛。随后，又发表《再淡大汶口文化的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15］和《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16］等几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唐文认为，大汉口文化已经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是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是规格化的进步文字，已经有五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所以，他主张中国历史还是应该从黄帝开始，中国有六千年左右的文明史；并认为，在大汶口墓葬群中贫富分化现象十分突出，这种现象说明从氏族社会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它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到夏禹时，至少已经有了两千来年。由此，可以看到我国的奴隶制社会时间很长，比封建社会还长。在这三千多年的奴隶制社会里，可分三期：太昊、炎帝、少昊是初期，农业、手工业已分工，畜牧业已经发展，比氏族社会进步，但存在着氏族社会很多遗痕。从帝颛顼到帝舜是中期，奴隶制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大帝国，更加发展了。夏禹治水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最高峰，但从此以后就走向下坡路，而三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的后期。   

　　王玉哲认为，大汶口遗址发现刻有原始文字的陶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其绝对年代未经科学测定。但经与其他地区古文化作比较，估计陶文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间。根据与陶器同出的物质文化看，那时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虽然已经进入文字的萌芽期，但尚无“成文历史”，不能说正式跨入“文明”历史阶段。不过，“文明”的光芒已经照射进来。这时正是“文明”与“野蛮”前后两种文化，犬牙交错着的过渡阶段。谈中国的文化史或文明史，不能不从这个过渡时期讲起。所以，今天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合乎科学
的^［17］。   

　　4.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海岱历史文化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等都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苏秉琦在《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18］一文中认为，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为了全面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形成，根据各种文化在其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差异，苏文把全国几千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了六大块。即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湖北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江浙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此后《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19］一文又进一步对六大区的特点作了深入的归纳、分析与探讨。   

　　据1986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1版《我国考古界根据新发现探索中国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的报道，9月17日～21日沈阳召开的中国考古学学会第六次年会，带来了大量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信息。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文明发祥地“四大区域”之说：一是黄河流域文化区——总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都同中华文明有密切关系，可能是距今四五千年前进入文明；二是长江流域文化区——文明起源的线索见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其中以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便出现了个体家庭和私有制，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制品；三是珠江流域文化区——出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有不少玉器和独具特色的陶器，都证明这里是文明的摇篮之一；四是北方文化区——先后出土一些比较发达的原始文化遗址，新近辽西考古发现更说明东北和整个北方古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一些考古学专家比较同意中国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这一论点，但认为各地古文化发展不平衡，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也不是一刀切那么整齐划一的。各区域的古文化互为渗透，彼此影响，从而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秦始皇统一大帝国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传统的连绵不断。有的专家还认为，各文化区对中国文明起源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事实上可能存在着几个甚至更多的中国文明发祥地。丁季华《中国文化起源“单一中心”说质疑》^［20］认为，中国文化发端于旧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地不限于中原一个中心区域，“单一中心”说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的连贯性，文化的起源也不可能一蹴而成。文化起源具有一个逐渐演进的历史过程。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中国文化起源经历了两个阶段。1.中国文化的发生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旧石器时代。2.中国文化起源的奠基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同时把文化起源与氏族文化中心划为八大区域：(1)中原氏族文化区，(2)黄河下游山东氏族文化区，(3)江汉、三峡氏族文化区，(4)长江下游氏族文化区，(5)华南氏族文化区，(6)甘、青氏族文化区，(7)东北氏族文化区，(8)北方草原氏族文化区。丁文认为，这些氏族文化区，时间上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水平上有高有低，但是，它们各有特点，自成系统。这就说明中国文化起源地不限于中原一个中心，而有若干中心区域；不是单一地从一个氏族文化中心区向四周传播，而是各个氏族文化区既相交流，逐渐融合，为以后渐渐形成古代中国文化共同奠定基础。周国兴在《长江流域——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又一摇篮》^［21］一文中，以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材料为根据，将这两大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古人类学列表作了对比分析研究，认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有着同样古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在元谋人遗址附近的禄丰地区，找到了可能与人类直系祖先有关系的拉玛猿化石，长江流域上游地区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中心之一。而在江苏一些地区找到零星的细石器证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长江流域也有发现。元谋细石器可能有自己的起源，是一种区域性的细石器文化。   

　　总之，从远古时期起，中华民族的远祖不仅在黄河流域，同时也在长江流域创造了发达的原始文化。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长江流域同样是摇篮。过去，传统观念以为南方长期在文化上落后于北方，实在是一种误解。文肃《长江流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略谈楚文
化)》^［22］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长江流域先后发掘了在时间和程度上都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等文化群。与此同时，楚文化的发掘也日益丰富，人们了解楚文化的兴趣也正在上升。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长江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向一尊《不能以“中原中心论”否定江南古文明》^［23］也认为，作为各族共同祖先的“炎黄”，本身就代表南北的意思，不能只跟中原文化挂钩。就自然条件而论，古代南方也并非蛮荒一片。从旧石器时代起，与黄河流域孕育中原文化的同时，南方也有了我们的先民，如元谋人、马坝人、资阳人等。到了新石器时代，江南已形成了一个古老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文化重要上源之一。楚国可作为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代表。它在当时先进的生产力，突出表现在高度的冶炼技术上，还表现在水利建设及手工业水平上。论自然条件，古代南北都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石器时代南方不亚于北方，青铜时代南方稍逊，而铁器时代南方又超过了北方。长江流域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文化摇篮之一。   

　　据《光明日报》1986年11月7日第1版的《江浙沪考古工作者对良渚文化遗址的研究证实太湖流域是我国早期文化发展中心之一》的报道，在我国历史记载中湮没了二千至五千年的太湖流域文化——良渚文化，已由浙江、上海、江苏考古工作者合作探索研究五十年得到证实，证明太湖流域是我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个中心。它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从而改变了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发源地只在中原地区的传统说法。高广仁、邵望平也认为，至迟距今几千年前，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中心的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着相当水平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中华古代文明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发生中心来说，是独立起源、本地起源的，而就中华本土范围来说，它又是多源的，多根系的。他们简述了海岱历史文化区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它的文化传统及其对中华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认为海岱地区私有制的产生，父权制的确立，阶级的出现也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而原始文字、金属工具以及城堡等文明诸要素在海岱地区出现也不比中原地区为晚^［24］。

　　《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第1版《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祀女神庙积冢群址》报道：考古学家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夏以前阶段将不是只是传说，我国的文明史将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在同天的《人民日报》上也有类似的报道。

　　《北京日报》1985年6月5日第3版徐自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一文指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古代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