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形成、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有了国家的形成发展，国家的形成还与人的文化心理状态相关，国家毕竟是人活动的产物。“贪欲使社会分裂、厮杀，走向野蛮。当氏族制度已经驾驭不了日益强大的野蛮、贪欲这一动力时，国家应运而生。”［9］这段文字虽然是论证国家
的形成问题，但是其中隐喻着的是人成为人就是“文明人”，没有这种文明就无所谓“走向野蛮”；人类社会的出现就意味着文明的出现，因社会是一种制度系统，“制度”是“文明”的核心，“氏族制度”就是古代文明的开启。但是史学家要得出国家即文明的结论，又把文明形成的动力直接纳入到国家的形成，从而国家与文明就成为了同一个东西。实际上在国家未出现之前，文明已经早已开始了(氏族制度)，文明先于国家而存在。“贪欲”是文化心理结构中最深层次的内容，正是贪欲的作用推动了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人类文化心理的发展，开始是一个无善无恶的过程，由于人的贪欲：性欲——母系社会被冲垮；私欲——原始公有社会被分化，性欲、私欲双重变奏推动了文明的发展。“贪欲”的形成也是文明的产物。贪欲推动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国家形成的动力，贪欲是人成为人才有的，国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概念，阶级是经济范畴，国家形成的动力与文明形成的动力应该相隔了一层。“有些学者对‘文明的出现就意味着国家的诞生’提出否定意见。他们认为文明是对人类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高度繁荣发展状态的一种综合概括，而国家则是专指政治结构而言的一种社会形态。”这种“否定意见”是正确的，国家与文明不能等同。但文明也不是“综合概括”，不知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如何，“综合概括”属于概念的形成，文明则是实体性的。例如文明古国并不是概念问题，考古学上对文明的发展并不是概念上的发现。文明的形成最实在的是语言符号的形成，对“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经济文化”的概括并不能作为文明形成的起点。
国家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才出现的。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经过了一个过程，国家是文明发展到非出现不可而出现的。所以，国家不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国家只是文明发展的标志。
余 论
自宋以来，疑古之风渐盛，古代文明的研究犹如患上流感，加之欧风美雨的吹拂，真所谓雪上加霜。疑古阴影长期笼罩在考古学的“田野”上，由于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特别是新发现的一些典籍中散发出强大的人文精神，震撼国人的心灵，使古代文明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从而也使人们走出了疑古的阴影。走出阴影不易，摆脱固定化的思想模式与模式化的研究方法更难。长期以来，我们受到的是一维思维的训练，固定化的史学观的熏陶。理论上构筑的固定化模式成为了史学家们思维中无法也不能驱走的阴影，桎梏着他们对古代文明的研究。虽然一些史学家们在研究方法上企图超越“模式化研究方法”，可是他们是“手”变而“脑”未变。
从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中，可以窥视到对古代文明研究“政治化”的深刻影响。在阶级、国家的形成才是文明的形成中，映现出政治化倾向，一维思维模式的阴影已经无意识化了，剩余→私有→阶级→国家=文明的模式就是它的体现。在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与思维模式中研究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审视古代中国文明的发展，能够揭示出文明之初的气象吗?古代中国文明是充满着人文情怀的，这与黄河、长江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条件有关。不知为什么，历史学家非要用阶级化的模式来审视古代文明，用阶级仇杀作为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使这种文明成为无人文意蕴的野蛮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农业文明，不是西方的海盗文明，农业文明是不适合西方文明这个固定模式的。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判断考古学上大量的新发现，古代中国文明也会成为“不中不西”、“不洋不土”的现代的古文明。中国是世所公认的文明古国，为什么我们对古代文明的研究就没有新的学派的形成?为什么就不能构建古代中国文明不同于西方的新体系?
我们注视着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走出的是疑古阴影，而进入的又只能是现代怀疑!
注释：
［1］［2］［3］［4］［6］［7］［8］［9］王冠英：《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学术研讨会纪要》，第173～175页，
《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第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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