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阶级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是怎样开启的，它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了阶级社会才进入文明社会，即阶级的出现才是文明形成这样的律令吗?
文明的内涵可以拓展到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
，或者说人类的整个发展都是文明的发展。而阶级只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阶级”则被包括在文明之中，这说明阶级的形成不是文明的形成，它只是反映了文明发展阶段上的一定水平。文明还可以进行区位学上的划分，说文明有西方文明、东方文明，或古代文明、现代文明等。在区位学意义上，阶级是在古代文明中出现的，在古代文明中的这“之中”，恰好说明阶级的出现并不是文明的形成，阶级只是“之中”的一种现象。人类文明的发展，经过了数百万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特别是人类语言符号的形成，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语言符号的形成与阶级的形成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对人类文明形成初始阶段的情况所知甚少，如果说中国的阶级形成于夏代，在夏代之前高度发展的母系社会，是否文明也有了高度的发展，研究者们认为龙山文化是夏、商、周文明的基础，既然成为了基础，文明就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在考古学的发现中已有实体性的证明。总之，我们实在不敢断言，只有进入阶级社会人类才进入文明阶段，才形成了自己的文明。
阶级的形成是文明的形成，这是文明研究中的“唯阶级论”。这种唯阶级论有什么根据，这就是“相对剩余”的论述。所谓相对剩余是指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有了多余产品，已经到了吃不完、用不完的程度。虽然“相对剩余”在“剩余”之前加了限制词，但总是要有剩余。没有剩余就没有私有制的出现，没有私有制也就没有阶级，也就没有文明。这种论述在形式上符合逻辑，在内容上经不起推敲。剩余=私有制=阶级=文明，即“剩余”等于“文明”。“剩余”与“文明”在内容上不同，如果“剩余”是物化的“产品”，文明则是教化的“精神”。由“剩余”推出“文明”，是根据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的一种“模式化的研究”所推论出的结论，这并不符合史学界自己提倡的“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寻找，发现年代更早的早期文明”［3］的理念。人类历史上真的出现过“剩余”吗?特别是在遥远的过去，人类的生活水平怎么样，恐怕不是今天坐在书房中的人们所描绘的那样美好。阶级的出现不是先有“剩余”，恰恰是没有剩余。也可能是先有私有制的出现，产品归个人占有才有“剩余”。人的贪欲与生产水平的低下，“公有”的东西是无法剩余在那里的，私有制也不可能要到社会财富剩余在那里才出现。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才可能有相对剩余，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时代哪来的剩余。人的贪欲驱使一些人想占有别人的财富，“占有”才有可能产生私有制，这在理论上可以得到说明。
有些学者在历史的事实中，已经认识到了“‘贪欲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动力’。贪欲使社会分裂、厮杀，走向野蛮”［4］。私有制出现后社会才走向分裂，私有制是贪欲的结果，这说明在原始文明时代根本不可能有剩余，如果私有制的出现是社会有了剩余财富，恐怕要到今天的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即使今天发达国家的整个社会有剩余也是值得怀疑的，人类直到今天还没有过上有“剩余”的生活。人类社会是先有了私有制，财富归少数个人占有才有可能在没有“剩余”之中出现所谓的“剩余”。
文明与国家的问题
文明是人成为人的存在，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文明的形成就是国家的形成，这是遵循社会有剩余财富形成私有制，私有制的形成就有了阶级的形成，阶级的形成就有了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形成即文明的形成模式。这条“固定的模式”是直线上升的，是适应一切文明的形成。我国历史学家们都依这条模式来审查古代中国文明。这种固定化模式符合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吗?中国古代文明是按这个模式行进的吗?西方的史学家们对古代文明的研究早已按这条模式在操作。在这条模式中，中国古代文明和其他文明是没有差别的，世界上的文明也没有多元性可言。一切文明都依国家的形成即文明的形成进行，世界文明就只有一种了，说白了就是阶级斗争。张光直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指出，夏、商、周三代文化在物质上的表现，基本特点是一致的。“从张光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推论出，在古代中国，一种‘文化→政治→经济’的作用过程似乎要胜过相反方向的作用过程。”［5］古代中国文化(文明)的发展遵循什么样的道路，这仍然需要多方面的研究与考古学方面的发现，但“国家是文明形成的基本标志”，这一理论前提却值得商榷。
人类文明的形成，如果有一个基本的标志，应该是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是文明的载体。语言符号在人成为人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语言”则是思想的符号，有思想的符号才有文明的形成。符号则更广泛，它可以是某种“物化”的象征物，象征物则是思想符号的显现。《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时代没有“文字”(“书契”)，应该有了语言，否则无法进行“治”，“治”就意味着有了某种思想观念。“而治”也就成为了一种文明现象和文明的开始。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经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国家是到文明高度发展时才出现的，文明形成不是到形成了国家才形成。“文明形成的实质，就是国家的起源。”［6］这是历史学家们企图把古代中国文明起源追溯到夏代，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是把“文明社会的形成，或者说国家的出现”［7］等同起来，这在理论和历史事实上难于统一。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在理论上，“文明”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一词无论有多么混乱，最起码应包括了“教化”并与“野蛮”相对，文明是人文情怀的体现，是温情脉脉的；“国家”一词主要是政治性的，国家有对内对外的职能，这与阶级、暴力分不开。在形而上学上：文明——人成为人过程的教化；国家——人成为人以后的约束。“用‘国家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来阐述文明的形成，这是从理论的层面来理解文明。”［8］但这种“从理论的层面来理解文明”，我认为只能割断文明，理论上的缺陷往往会导致许多误断。在考古学的文化特征上，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充满了人文情怀，山顶洞人的装饰品有什么阶级性，以骨针为代表的缝纫技术的发明并不是私有制的产物。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独特的条件，使文明的起源之花到处盛开，这恐怕是无可怀疑的，但在这里并没有到处形成“国家”。国家不能成为文明形成的标志。国家只能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形成，如人类群体组织的发展，城市形成一定的规模(社会有了中心)，社会冲突的加剧，物质文明的积聚等等，国家才有可能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