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古代文明的研究成绩卓著，特别是在考古方面的发现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史学家们由于在一种固定化的模式中研究古代文明，受传统的阶级学说的影响，对古代文明的考察脱离了人，阶级矛盾成为了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底线”。古代中国文明沿着剩余→私有→阶级→

文明与人的问题

　　文明是人性的存在内容。如果说“文明”与“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符号系统，那么文明就在于这个“化”，即“教化”。“文明”重在教化，与野蛮相对，文明实质上是人成为人的过程中的一种功能系统。史学界在对文明的认识中，首要的缺陷是把文明等同于国家而离开了人。“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被转移到国家的起源上，文明对人的教化，文明与人的关系被消解，在古代文明的研究中真正出现了人的“空场”。史学家们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个分界最重要：第一个是人类的起源，即人与动物的分界；第二个分界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即国家的形成。”^［1］“文明与野蛮的分界”限于国家的形成，这就意味着文明与人无关。虽然“第一个”是指人本身，其内容是人类进化问题，在“第二个”中，文明被转移到“国家”的形成上，其内容是国家即文明问题，在这里文明与人都是分开的。文明已经不是人的存在。   

　　离开人的文明是什么文明?研究文明的起源能离开人的存在吗?现在在文明一词的使用上比较混乱，如“进步”、“开化”、“文明行为”等都被称为文明。“文明”是一个外来词，来自拉丁文Civis，其含义指城市的“居民”，一个“人居住的社会”等。由于18、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需要，殖民主义者把自己称为“文明人”，其他文明人当然就是野蛮人。其实“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早已有之，最早的应是《易经·贲·彖传》中的“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的“文明”一词的含义是指人有了文明礼仪后，就能各止其所当止，即才有上下、君臣、父子等的区分，最终总结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通过文明——礼仪这种各止其所止来规范人、约束人、教化人，使“人”成为人。在文明一词的这些含义中，虽然比较混乱，但“文明”的本质始终没有脱离人。“进步”、“开化”、“行为”、“野蛮”、“人文”等等都是使“人”成为人的内容。这些内容直接都是人的存在。文明不能离开人，无人身的文明也是没有意义的。    “人与动物的分界”首先就在于文明，文明才是两者的“分界”。但这里的“分界”并不是指文明是人以外的存在，文明不是参照物。人成之为人是文明造就的，没有文明人就难以为人。是“文明”使“人”成为了人，而且成为了“文明人”。第一个分界是“文明”确定了人成为人的存在。人与文明的关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文明发展的水平、程度本身就是相对“野蛮”而言。“文明与野蛮的分界”既是人的存在内容，也是一个人性问题，第二个分界是“文明”确定了人成为人的发展水平。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能脱离人，脱离了人，文明从何而来。研究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是研究人成为人的历史内容。国家只是文明发展的水平，“一些专家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实事求是地从考古学已经揭示的且为世人所公认的中国较早期文明的实际出现，归纳出中国较早文明在特定的人文、历史、地理条件下所显现出来的物化表现即特定的考古学文化特征。”^［2］“考古学文化特征”的载体是“典籍”、“物化”两种存在形态，其特征表现是：典籍——本质上是古国心灵律动的直接记载；物化——本质上是古国心灵律动的对象化，典籍、物化是符号化的人性内容的历史记载。考古学文化特征是古代文明的显现，考古学上的许多物化存在为什么是“那样”存在着，墓葬中为什么会有随葬品，这些都是不能离开先民们的心灵的。不知历史学家们是否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考古学方面发现的大部分是墓葬，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到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等。墓葬是“人”的归宿，墓葬发现的“帛书”、“竹简”等都是无价之宝，但是，墓葬的核心是什么，离开这个“死人”有墓葬吗?“帛书”、“竹简”是古代文明的结晶，映射出的是光辉的人文精神。当然离开这个“死人”，我们可以研究各种随葬品，从而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脉络。殊不知，古代文明的脉络正是我们先民们心灵的律动，离开了人性的内容就无法探寻古代文明的脉络。研究古代文明可以脱离人，仅仅是为了寻找、推论国家的起源上，但这种研究是令人费解的，离开了人的文明与文明的人，真的会有国家的起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