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亚或近东骑马民族文化的骑术东进南下的原因或前提，据笔者的研究，主要是自然气候的变迁、骑马民族的性格、社会习俗以及经济生活诸方面的原因所致。
在自然变迁方面，大家知道，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
表现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变换。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越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能力就越大。为此，我在《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锄耕农业向畜牧业的转化》一文中曾说：大约在4000多年前晚期龙山文化或铜器时代初期，我国黄河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曾有一次很大的气候变迁，即气候由温暖变为气温偏低的冷湿期［25］。为适应自然和气候的变迁，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随之由原来的农业转化为游牧或畜牧业，在文化上，则多表现或含有游牧和畜牧经济生活的性质。
在民族性格和社会习俗风尚方面，由于游牧或畜牧经济较农业经济落后，在“逐水草而居”或“弋猎禽为业”的生涯中，造就了骑马民族骁勇剽悍尚武的作风。因此，“剽掠上国”——劫夺农业民族的财富，便成了他们的职业。在掠夺战争中，要克敌制胜，其速度、力量则必须超越农业民族。所以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为发挥征战的威力和攻击性，以马为骑乘是最好的方式。可见马用于骑乘，如果说与古代畜牧、游牧或狩猎生产需要有关，还不如说是受当时掠夺他族财富和战争影响的结果。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北方和中亚的骑马民族文化都处在半干旱寒冷草原地带，有着相近的生产和经济生活，以及相似的民族心理素质和社会习俗。故而表现在文化上，除个性外，共性也是不少的。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曾指出：“在青铜时代，中国和欧洲之间已经有一定的联系，这不仅是出于想像中的技术方面的传播，并且还出于各种器物在式样上确实存在着相似之处。”［26］例如在青铜器文化方面，中国北方青铜器文化中发现的工具和兵器，如短剑、管銎斧、兽首刀及炊具等［27］，与中亚两河流域或欧洲的同类器在形制上多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前二者，李文已列图予以说明［28］。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囿于地缘与中原农业族文化近邻，故在青铜器上都吸收了不少中原殷商青铜器的鼎、鬲、爵、觚等礼器的文化因素。但是这种吸收不是全部照搬，而是多有所改造或创新。例如北方系青铜礼器的觚，除有中原的形式外，还在底部设置一铜铃；又如兵器中的戈，其形制具有中原的特点外，还改长方形内为管銎。因此，属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骑马民族，与中亚或近东铜器时代文化的骑马民族，都属于以游牧或畜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骑马民族的范畴，只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域不同，故他们的属性应当有别，抑或极有可能是不同部族或不同的支系。这种说法虽然在历史文献上找不到确凿的佐证，然文化面貌的相似或相近，则无可讳言，表明他们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骑马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其时间和空间范围。在东亚和中亚等地的铜器时代，都有丰富的遗存，它们多处在半干旱的草甸地带，其生产方式、经济生活以及文化面貌都很相近，所以可以把东亚和中亚的骑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或考虑。由于它分布广，地跨欧亚大陆，所以对它的研究，对于历史学、考古学都极有学术价值，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特别是对亚洲的历史与文化尤有意义。同时，鉴于它发生在铜器时代初期，在东亚和中亚均有丰富的遗存，可以说明或提示了中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形成，远在铜器时代的初期或史前后一阶段就已经畅通。这对古代东西方交通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此外，通过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对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北方骑马民族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史实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清楚的。
我仍相信，通过这一以往在中国考古界没有提出的课题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的发现，并将获得更大的成果，进而为世界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第55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第一章《中亚的原始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3］孔令平：《马车的起源和进化》，《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2日第3版。
［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5页。
［5］（美）斯坦列·丁奥尔森著，殷志强译：《中国北方的早期驯养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6］同［1］，第369页。
［7］同［1］，第117页。
［8］孙机：《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中国文物报》1990年6月28日。
［9］马德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学报》第九册，第62页。
［10］［24］郭晓晖：《骑马术与印欧语系的兴起》，《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2日。
［11］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骑条，广州述古堂刻印，同治八年（1869年）。
［12］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53～56页，龙门书店，1958年。
［13］吕思勉：《先秦史》，第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4］石璋如：《小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之一)》第一本《遗址的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中组墓葬》，台北版，1972年。
［15］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社会科学报》1955年第2期。
［16］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83、284页，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8］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7年。
［19］田广金：《鄂尔多斯青铜器拾零》，《鄂尔多斯文物考古集》，第112页。
［20］罗丰等：《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第412页。
［21］盖山林：《内蒙古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文物》1980年第6期。
［22］《咸阳战国秦墓群发掘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5年11月5日。
［23］刘敦愿：《齐瓦当上的树木纹》，《文物天地》1993年第5期第13页的战国瓦当上的骑马雕像。
［25］王克林：《论战国黄土高原地区锄耕农业向畜牧业的转化》，《文博》待刊稿。
［26］（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二分册，第七章，第342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27］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28］有关公元前14、15世纪前后，青铜器时代出现的管銎斧，应最先起源于中亚，而后向东、西方发展的。因此李文所说的“青铜器时代中国与欧洲已有了联系”，当是指青铜时代的后期，
因为所创的管銎斧形制属中国北方青铜器文化的年代偏晚者。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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