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殷商时期古代中国北方以马为部族方国名的历史意义。据甲骨卜辞，殷代有以马作为部族方国名称的民族。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引“告曰马方，……河东”、“余受马方又”、“贞命多马方射于北”，陈说卜辞中的“河东”即“今晋南”，“方者，国也”^［

　　以上是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古文字和零星的考古现象，以期表明中国古代骑乘当起源很早的事例。但这些都缺乏确凿无疑的考古实物资料的佐证。所以考古资料对古代骑乘发生的印证，才是重要和富有意义的。  

古代中国骑乘的发现

　　中国古代马用于骑乘的考古学文化资料，近年来经笔者的查检和寻觅追溯，其遗存还是不少的。而最早的实物，是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第3号石椁墓中出土的一件“骑马猎兔铜扣环”^［17］，“环外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一马前铸一奔兔”，是一组造型生动的猎人骑马逐兔的场面。这一考古发现，揭示了几千年来，中国古代马用于骑乘始于何时，又在哪个地区为哪个民族发生或完成的事实。  

　　首先，就“骑马铜扣环”的出土地和时代来看，它出土在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滦河上游，古代骑马民族活动范围东端的夏家店文化中。夏家店文化的年代，据C14测定，一般认为它的下层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1世纪夏代文化的范围内；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一般是属于西周，其上限最早可早到周初期或殷末^［18］。所以，这一“骑马猎兔”造像的时代，不会晚于西周晚期(即公元前8世纪)。准此可知，中国古代马用于骑乘始于西周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该“骑马猎兔”造像的时空界线既定，则其性质和族属也就十分明确了。根据出土这一“骑马猎兔”造像的石椁墓的形制，和与之共出的铜刀、双尾铜饰、铃形铜饰、螺形环，以及同一墓地出土的奔马线刻牌饰、曲刃短剑、管銎戈等铜器的风格，可以看出，夏家店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特征。所以，其文化性质属于欧亚大陆东端草原骑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族属属于商周时期活动于东北地区的肃慎、山戎或东胡游牧民族。对此，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由此可见，古代骑马民族文化的骑乘或骑术，在中国古代首先发生在北方草原地带，是当地戎狄等族在狩猎、畜牧生产和“逐水草而居”过程中，转辗迁徙而发生的，“骑马猎兔”造像就是一个铁证。   

　　中国古代骑马民族文化，自西周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东周时期，考古发现的遗物，如铜器、陶器和岩画，也为数不少，其中以青铜器为主。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宁夏固原县、彭杨县、西吉县和隆德县等地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墓葬中都出土有骑马铜饰，他们皆分布在北方系青铜文化的范围内。   

　　鄂尔多斯发现了两件铜马饰^［19］。一件为伫立的铜马，马昂首翘尾，肩背处有一穿孔的环钮，说明该器是一件佩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铜马饰腹部有两条作“八”字状的平行线纹，应象征着马鞍。另一件为武士骑马铜饰，马作伫立状，背上有一头戴胄的武士，武士上身有穿孔，表明它也是一件佩饰。这两件铜马饰的时代，当在西周或春秋时期。由于鄂尔多斯处于北方系青铜文化范围内，故而它应是西周或春秋时期北方戎狄族文化的典型遗存。   

　　宁夏地区发现的骑马民族文化遗物，多出土于墓葬中，除青铜器外，墓中还往往埋葬马、牛、羊的头骨，其中以马骨为最多。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该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是狩猎或畜牧，同时也反映出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西吉县玉桥乡玉桥村和固原县郭庄村等地发现的一批“铜人骑马饰”、“鞍马铜饰”^［20］，尤其引人注目，并极大地丰富了骑马民族文化的内容。在西吉县玉桥村发现两件“铜人骑马饰”，形状为一“伫立的小马，上骑一人。马嘴略开，鬃毛可辨，人双手合于前”，形象逼真生动，长4厘米 ，高5厘米 。在固原县郭庄村发现八件“鞍马铜饰”，也作伫立状，马的嘴、眼、鬃毛，明显清晰，马背的中央各有一条对称且呈“八”字形的斜线，象征着马鞍。      

　　在宁夏这批骑马民族文化的遗存中，除了铜马饰外，还出土许多羊、鹿等动物的铜牌饰，更加显示了它的属性，即属北方系青铜文化系统，并具有浓郁狩猎畜牧经济的骑马民族文化的气息。从随葬的青铜短剑、戈、矛、锛等器物的形制看来，其时代大体属春秋时期。但其中的铜锛的形制与中原西周时期的同类器无异。因此，宁夏出土的这批“铜人骑马饰”和“鞍马铜饰”的年代，上限不会逾越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晚期。根据遗物的形制特征和墓葬所处的地域，并结合史籍所载，可知拥有这些骑马铜饰的民族应为戎狄族类。   

　　中国骑马民族文化的遗存，除上述的青铜器外，还有内蒙古阴山的岩画图像^［21］和战国时期的骑马陶俑^［22］、瓦当上的骑马造型^［23］，它们时代都偏晚，故从略不赘。但仅就上述的考古资料，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代骑马民族文化的发生与性质，也可以透露出中国骑马民族文化的渊源及其流向的蛛丝马迹。

东亚与中亚骑马民族文化的关系

　　前面已经论证，在骑马民族文化中，马用于骑乘最早出现在中亚两河流域或近东地区，年代可能要到公元前3000年或公元前4000年。而“目前书籍最早的骑马图像出现在公元前2000
年”^［24］。在中国，马用于骑乘的年代，最早可能在殷代，与马用于挽车同时。但现在所知最早的骑马造像是在西周时期。由此可见，古代中国马用于骑乘的年代，显然晚于近东和中亚。如此，中国古代的马用于骑乘就有受中亚等地影响的可能，或者就是受中亚等地的影响而发生的。我们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主要是因为古代骑马的遗存都出现在与中亚相邻的北中国。同时还基于下面所列的几个历史、考古文化事实。   

　　第一，在中国北部或黄河上、中游发现的公元前24世纪左右的龙山文化和公元前21世纪的二里头夏文化中，迄今尚未发现与马用于挽车和马用于骑乘的有关任何遗迹、遗物。

　　第二，中国古代马用于挽车的遗迹，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资料，是仅见于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车马坑”。   

　　第三，中国古代马用于骑乘的地域，主要是在北中国的草甸地带。据考古资料，在南方迄今尚未发现铜器时代的与骑马有关的遗存。   

　　因此，古代中亚地区骑马民族的骑术，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当发生在铜器时代的殷末周初。而文化交往的路线，我们推测，大概是在中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所谓“丝绸之路”的路线，即由中亚，经疏勒，沿天山山麓，过楼兰、敦煌，进而到宁夏和黄河流域乃至东进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