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自原始社会的先民驯养以来，迄今与人类的关系最密切。这不仅因为马对人类生活、生产、交通、驮运、征战等贡献最大，而且几千年来驰骋于欧亚大陆和中华大地，为“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南北方民族的融合，都创造了丰功伟绩。   

　　但是，骑马民族文化，作为考古学文化中的一个文化类型或专门的课题，在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对它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在中国的近代，虽然对骑马民族文化的骑乘问题有所议论，但把它作为一个命题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研究，据我所知目前还未见到这样的著述或论文。对骑马民族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现象和形成这种局面，在我看来，是因为我国学术界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界定不明、概念不清。因此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界定，进而开展专题性的研究就很有必要了。因为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就目前而言，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亚洲历史与文化以及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肇始是否从中世纪“丝绸之路”为开端等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性质和内涵

　　我们将骑马民族文化作为考古学文化中有别于农业文化的一种生产方式性文化，是有它明确的文化概念、文化性质和独特的文化内涵的。   

　　所谓骑马民族文化，是与农业民族文化相对应的，集畜牧业、游牧业和狩猎于一体并以游牧业经济形态为主的一种生产方式性的文化。形象地说，是具有游牧民族性格、人民骁勇剽悍、进攻性强的民族文化，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又有明确的范围。就时代说，它大致起源于铜器时代，发展于漫长的铁器时代。就活动地域而言，考古发现表明，主要是在亚洲中部腹地，大致从东亚的中国东北开始，并由此向西经中亚、西亚，直至南欧的广阔草原地带，中心地区在中亚的两河流域。   

　　在文化性质和内涵上，骑马民族文化在中国铜器时代，属殷商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范畴。就文化内容而言，考古发现表明，是以北方系青铜器文化为代表的，并有一群与众不同、具有自身特征的建筑遗迹和器物群。根据考古资料，在骑马民族活动的区域范围内，往往都有与农业文化区有别的石筑房子和石筑祭祀遗迹；墓葬也多见用石头堆砌的石椁或石棺葬具，为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墓葬所不见；多以草原地区游牧或畜牧民族所习用的竖耳、深腹、圈足的铜器为炊具；兵器中的短剑、管銎斧、刀、兽首刀等，装饰品中的金耳环、弓形饰等，这些器物是邻近的中原农业民族文化所没有的。当然在长期的交流接触中，中原传统文化的鼎、鬲、爵、觚等青铜礼器多为骑马民族文化所吸取，从而造就了具有个性和特征的民族文化。骑马民族的器物群，在中亚和西亚的青铜器时代文化中习见，特别是其中的短剑、管銎斧等，多分布于欧亚草原。由器物群可以看出，骑马民族文化属性即族属，显然是属于游牧或畜牧民族。根据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和历史文献记载，我国的骑马民族，当时居住在北方，属于剽悍的鬼方、土方等戎狄部族或方国。那么，我们所谓的骑马民族文化的性质和内涵，就中亚和中国北部发现的北方青铜器文化而论，其实质就是具有地域性和富有地方特征的游牧或畜牧民族文化的一种升华的概括。   

骑乘起源的探索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马在何时何地驯化为家畜？又何时何地被人类用于拉牵、驮载、挽车、骑乘，进而作为战争中的骑兵的重要装备或工具的呢？这些问题在世界学术界，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和一致的意见。不过，据所发现的考古资料看来，国外有些学者认为“马最先出现于中
亚”^［1］，但被驯化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马的驯养是由公元前两千纪前期青铜时代的中亚游牧民族完成的^［2］。也有人引美国大卫·安东尼博士的文章说：“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最早于乌克兰草原地区驯养了马，其主要论点是，在德聂伯河西岸，离基辅250公里的铜器时代遗址德列伏卡，  曾发现被马嚼子磨伤的马牙和鹿角做马嚼子，从而证明了马是最早于此时此地被作为拉牵的动力。”^［3］   

　　在中国，50年代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曾发现过马骨，但尚不能肯定是家畜。在龙山文化时期，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遗址也曾有马骨出土，因为数量有限仍不能断定为家畜^［4］。也有人说“中国北方是早期驯养马的中心之一……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已很容易地支配、驯服马，进而到驯养了马”，并“为人类提供了饮食之源”^［5］。此外，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马骨，然其数量不像家猪那样显著^［6］。嗣后，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中也有马骨的出土，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辽宁建平县水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一些马骨［7］。在中国青铜器时代早期，发现马骨的地点较多，进而表明这一时期，马可能已普遍成为家畜。饲养马的时间，大概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器时代早期，已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由此也反映出，当时养马的原因，即除了食用外，还可能将它用于拉牵、运载活动。但是，由于在考古文化中发现的马骨与其他文化遗物的关系稀少，因而对当时马的固定用途尚难以明确地断定。但在中亚“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已知造车”^［8］，在我国商代也发现有车的遗迹。由此可以肯定，在商代马已被用于拉车。安阳殷墟发现的车马坑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9］。   

　　关于马被用来骑乘的时空问题，早已引起世界学者们的注意。在国外有些学者认为，研究马用于骑乘，关键在于对约束马的“嚼子”(笔者按：马衔和马镳)。而目前发现的马嚼子或经嚼子磨损而留下来的痕迹的考古现象，是“前苏联学者在乌克兰草原的斯里第尼·斯托克文化发现的一些马骨，特别是在第聂伯河(即德聂伯河)西岸离基辅250公里的德累夫卡遗址中，还发现了两条狗、陶缸及近似马面颊片的鹿角合葬的一匹牡马。该马有7～8岁，生活在公元前4000年”。此马经美国学者安东尼和布朗的研究，发现有使用嚼子的痕迹，从而“认为很可能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斯里第尼·斯托克铜器时代文化中，马即被人类驯服，变成人们的坐骑了”^［10］。   

　　在中国，关于马用于骑乘的问题，很早以来，就为不少古今学者所议论。有人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有人从古文字的角度，也有人根据考古学文化资料和考古现象等，进行多方面的论证，然而迄至目前也尚无定论。   

　　从历史文献记载角度论证马用于骑乘的时空的学者，在地域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在中国北方，即所谓“冀州之北，马之所生”(《左传》昭公四年)。但是，马用于骑乘的时间，则说法不一。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说：“春秋之世，戎狄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隙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之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知伯欲伐仇犹，遣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11］近人蒙文通认为：“中国之知用骑在春秋，即因北狄之用骑。”^［12］吕思勉也说：“我国自春秋以前，实未曾与骑冠遇。”^［13］都一致认为马用于骑始于春秋。但现在的学术界也有不少人认为，公元前307年的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是古代中国有骑术的开始。   

　　从考古现象和古文字学角度来论证马用于骑乘也有不少学者。本世纪初，在安阳小屯殷墟遗址中，曾发现一座一武士和一匹马的人马同埋墓葬。这一人马同埋的现象，石璋如先生说它“似乎是供骑射”的^［14］。换句话说，这是古代中国马用于骑乘始于殷代的一个证据。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将殷代甲骨卜辞中的“马乎(呼)、(禽)”解释为“唯命骑射，可以擒获”，从而认为骑术或单骑在殷代“业已盛行”^［15］。于先生的解释是有道理的，然说骑术在殷代已很盛行，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还缺乏更多的证据，不如说是“骑马之渐”较为合适。《诗·大雅·绵》云周先人“古公父，来朝走马”，顾炎武注释为“骑马之渐”，即是其证。从而说明具有戎狄族性的周先公先王，在殷代末期已经将马作为骑乘了。这是历史文献和古文字资料揭示古代中国马用于骑乘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