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其间一千余年，上述西北民族区域文化，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民族的兴衰、迁徙，各民族及邻近外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发生了

　　首先，上述的周秦文化区，即华夏文化区，因统一的秦、汉(西汉)、隋、唐诸政权建都于西北关中的长安(今陕西西安)，而不断发展、成熟、壮大，以汉族(既先秦时华夏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藉其政治势力向四周辐射。邻近的西北地区各族深受其影响而日益汉化，使汉族传统文化覆盖西北地区的面积日益扩大，影响所及达于今新疆地区。

　　在秦和西汉初，漠北的游牧民族匈奴强盛，匈奴冒顿单于大约在公元前177年～前176年进攻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迫其西迁至今伊犁河一带。到公元前130年左右，原降于匈奴的乌孙又击月氏，而据有伊犁河一带，月氏被迫迁于今中亚阿姆河北，征服当地(巴克特里亚)的大夏而居
之^［4］。匈奴遂据有今新疆地区及甘肃河西等地。到西汉武帝时，汉朝为隔绝匈奴与今青海河湟一带羌族的交往，遣张骞出使西域^［5］，联络大月氏以抗匈奴，从而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汉武帝又多次出兵漠北及甘肃河西，击败匈奴，并于公元前121年后，先后设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6］。此后，西汉经过与匈奴长期对西域的争夺，终于在公元前60年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于该地设置西域都护府，统治了今新疆广大地区。

　　其后，中国国内历经魏晋南北朝约三百年的分裂割据时期，直到唐代，又重新统一河西及西域约一百余年。在这统一和分裂的时期中，汉族传统文化在不断吸取北方胡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等)，西北氐、羌等族的文化，以及中亚、南亚外来文化的成分，而日益发展，从而对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特别是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大量内迁至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少数民族，如南匈奴、乌丸、鲜卑、氐、羌、柔然、突厥等族的汉化，致使汉族传统文化地域扩展到今西北陕、甘、宁等地。

　　第二，与汉族传统文化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扩展的同时，源于印度的佛教及佛教文化经过中亚及7世纪后兴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传入整个西北地区，乃至于全国各地，对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佛教及其文化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首先是与中亚的帕提亚(中国史籍称“安息”)和索格底亚那(中国史籍称“粟特”)的传教翻译家有关，特别是后来的贵霜王朝迦腻色伽一世的崇佛与扩张相联系^［7］。而最早传入新疆的时间，据汉、藏文献记载，约在公元前1世纪，有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高僧毗卢折那(Vairochana，遍照)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弘法，于阗王建赞摩大寺^［8］。此为佛教在新疆传播之始。接着，西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鄯善(今新疆若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等地，均传入佛教，各地并建伽蓝。到公元2世纪～6世纪，西域佛法(主要是大乘)就相当兴盛，崇佛更甚。史称高昌、焉耆等地皆“崇信佛法”，于阗更是“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洒自扫馈食焉”^［9］。龟兹“有佛塔千所，僧约万人”^［10］。

　　今甘肃河西及关中等地各族，如氐、羌及西迁的乞伏鲜卑、秃发鲜卑等，他们在十六国时期所建之前秦、后秦、西秦、南凉等政权，均崇奉佛教^［11］。甚至由东北迁至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一带建立吐谷浑政权的慕容鲜卑及其统治下的羌族等，也信仰佛教^［12］。公元7世纪后，兴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从邻近的佛教国家印度、尼泊尔，甚至中国唐朝，传入佛教，并逐渐传播开来。公元663年，吐蕃势力北上，灭吐谷浑，并征服甘、青一带的羌族(包括党项羌)。安史之乱后，吐蕃相继占据唐朝的河陇地区和西域天山南广大地区，统治达百年之久，致使佛教及其文化在西北广大地区进一步传播，并得到发展^［13］。

　　总之，自公元前1世纪后，佛教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沿着丝绸之路，在西北各民族中广为传播，使西北少数民族原有的本土文化受到冲击和影响，即是说佛教及佛教文化在西北开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最终使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异^［14］，佛教文化逐渐渗透于西北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之中，使之从内容、结构、模式、风格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而逐渐形成为具有佛教文化内涵的多元文化。如在原新疆绿洲地域文化区内，出现了于阗文化、楼兰鄯善文化、龟兹文化、焉耆文化、疏勒文化、高昌文化等多元文化等，他们莫不是佛教文化与本土原有文化交融后的产物^［15］。而在原甘青地域文化区内形成的西羌文化(佛教未传入前)、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也皆浸润着佛教文化的色彩。这一文化变异的过程前后经历了大约数百年的时间，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此外，从波斯和中亚还传入了有特色的其他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等。这些宗教大都为移居于西北或内地的中亚粟特等胡人所信仰。其中摩尼教则一度成为游牧于漠北的回鹘汗国的国教。但是，在当时西北的少数民族中，以上宗教文化影响较弱。

　　第三，是漠北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后期的突厥、回鹘文化对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影响和交融。从秦汉至隋唐，在漠北地区先后有强大的游牧民族建立政权，与内地政权相抗衡。自西汉武帝逐匈奴势力出河西走廊、宁夏北部及新疆地区后，漠北兴起的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族均不同程度地统治过新疆地区各族。因此，他们带有崇拜山川、日月、河流及英雄祖先的原始萨满教之游牧文化，不仅影响了内地汉族传统文化，而且对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影响亦至为深远。如曾长期统治过西域的匈奴及其文化，还有受匈奴文化影响至深的新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文化；一度统治西域东部的柔然文化、高车(或名敕勒、铁勒)文化、突厥文化、回鹘文化等。其中铁勒、突厥、回鹘各族均系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之游牧民族，其文化有更多的一致性。公元840年，漠北强大的回鹘汗国灭亡后，部众分数支西迁至今河西走廊、新疆和中亚地区，以后相继与其他民族一起建立西州回鹘(又称“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和喀拉汗王朝等政权，使突厥语族的回鹘诸族与新疆及河西当地民族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为今天的维吾尔族、裕固族等。也即是说，漠北的突厥、回鹘文化与原新疆诸族、河西诸族文化，经过长期的交融而形成新的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 

　　由此可见，从秦汉至隋唐约一千余年，西北各民族及其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一些民族保存下来，不断发展；一些民族衰亡后，融入了其他民族；还有的民族迁入西北地区，与当地民族融合为新的民族。在这漫长的千余年间，各民族的多元地域文化也相应发生了变异，而推动、促进这一变异的动力，除各族文化自身的发展之外，主要是来自东面的汉族传统文化，两边的印度、中亚的佛教文化，以及来自北边的游牧文化。其中，尤以佛教文化为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变异的主因及形成新的多元文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