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于战争当中往往施展一种被称作“札答”的巫术。《梁书·诸夷·芮芮传》：“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而不雨，问其故，以云。”案：谓天色阴沉而多风，为“暖”的假借字。《北史·悦般传》：“又言其国有大术者，
蠕蠕来抄掠，术人能作霖雨狂风大雪及行潦，蠕蠕冻死漂亡者十二三。”这种互相攻击、助战巫术，疑亦来自匈奴。《后汉书·耿恭传》：“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大约匈奴行“札答”祭风雨，风向变了，反而助长汉的攻势。下至突厥、回纥、薛延陀，乃至西域某些国家，并有此类巫师。《周书·异域下·突厥传》，突厥先人伊质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旧唐书·回纥传》永泰元年(765年)秋，白元光与回纥共破吐蕃。初白元光等到灵台县西，探知贼势，为月明，思少阴晦，回纥使巫师便致风雪；及迟明战，吐蕃尽寒冻，弓矢皆废，披毡徐进，元光与回纥随而杀之蔽野。”《唐书·薛延陀传》：“李绩助突厥与薛延陀大度设战，大设度亡去，唐将薛万彻追弗及。残卒奔漠北，会雪甚，众皲踣，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术神致雪，冀困绩师，及是，反自敝云。”［10］《酉阳杂俎·诺阜记上》：“天宝初，王天运伐小勃律，勃律中有术者言：将军无义，不祥，天将大风雨矣。行数百里，忽惊风四起，雪花如翼，风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复摧。经半日，小海涨涌，四万人一时冻死，唯蕃汉各一人得还。”案，小勃律在今巴基斯坦东部yasin流域，小海则在其附近某湖泊。可见此术传播的广远了。《蒙古秘史》143节，狗儿年(1202)阔亦田之战，“札木哈军内不亦鲁黑罕、忽都合两人有术能致风雨(札答蔑迭坤)，欲顺风雨击成吉思汗军，不意风雨逆回”［11］。《亲征录》叙此事作“彼祭风，风忽反，为雪所迷”［12］。元、明战争之际，顺帝之子必里克图可汗(即爱猷识里达腊)祭“札答”，降了风雪，汉军士马冻死殆尽。日后，卫喇特(瓦剌)的也先太师等人星夜起程，挥舞着枪矛，掀动着寒风即作“札答”向岱总可汗与其弟阿噶巴尔济济农杀来［13］。其他元、明、清人关于札答的记述愈益增多，并把它神奇化、广泛化了，此处恕不一一列举［14］。
《淮南子·齐俗训》：“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高诱注：“胡人之盟约，置酒人头骨中，饮以相诅，刻臂出血，杀牺歃血，相与为信。”胡人，正谓匈奴。《汉书·匈奴传下》：呼韩邪单于与汉使韩昌、张猛相约时，杀白马，用径路刀削金撒入酒中搅拌，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15］。
柔然也有以敌人首级为饮器的习惯。《北史·高车传》：“肃宗初……弥俄突与蠕蠕主奴战败被擒，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其部众悉入哒。”漆头做杯盘用，以示对战争胜利的庆贺。
此北方民族古老习俗，传及于中原，为时甚早。《韩非子·难三篇》：赵襄子杀智伯，以其头为“饮杯”［16］。此饮杯，《吕氏春秋·义赏篇》曰“觞”，《战国策·赵策一》、《淮南子·道应训》、《说苑·建本篇》、《史记·刺客列传》均作饮器［17］。觞，是酒器的别称，又名。其在奚人、吐蕃、蒙古中流传，最后形成供佛用品的所谓“葛巴刺碗”。敦煌古写本藏文卷子《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言奚人(Tatabi)将祖先颅骨镶以金银，用为酒器［18］。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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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ruck《东游记》，称吐蕃人原有食父母尸体之俗，后进步为只以父母头盖骨制成精美的高脚杯，以便当他们从此杯中吸饮料时，可于欢乐之中忆及他们的父母［19］。《蒙古秘史》189节，乃蛮塔阳罕之母，欲以子媳之礼祭汪罕的头，头却笑了，塔阳罕认为不祥，踏碎了。其所以祭头，必于祭毕之后改作饮器，否则这一举动纯属无谓的闹剧。蒙古人有结“安答”即义兄弟或义父子之俗，成吉思汗与札木合、与王罕父子都有“安答”名分。结安答之俗渊源于契丹人［20］。结安答必以交换礼物为订交条件。晋高祖与辽太祖“易袍马约为兄弟”是关于“安答”的最早记载。结安答又称“刺血友”，兴宗与耶律信先，圣宗与耶律弘古，耶律弘古与耶律马六，都属“刺血友”。仪式之一是“刺臂血”，“盟为友”。结交之后便“分如同气”，
“同气”本谓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既为“刺血友”便情同手足，以兄弟相呼。
“安答”为契丹之旧而传及蒙古，再由蒙古传入满洲及与满蒙为同一语族之其他少数民族，今蒙古语anda为客人、友人，满语为宾友，达斡尔等民族甚至称商人为anda。
契丹风俗房门皆东向，名之曰“祭东”。《薛映辽中境界》记上京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记犊儿山辽主衙帐，“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东向为的是便于拜日。《五代史·四夷附录》：“契丹好鬼而贵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西楼(即上京)门屋皆东向。”《辽史·语解》：“祭东，国俗凡祭皆东向，故曰祭东。”苏颂《牛山道中诗》：“开门东向杂夷方”。东向开门，自不止于上京、牛山二地。这个风俗最远可以深源到柔然。《北史·文帝悼皇后郁久闾氏传》：“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郁久闾，乃柔然贵族的姓氏。
蒙古人自认有四十万(或四十部、四十和硕)。在习惯中，他们例以“都沁”即“四十(万)”代表全体蒙古人众，而以“都沁·都尔本”即四十四(万)，代表全体蒙古人众与全体卫喇特人众的总和。
牧区人有四十万，其实是个古老传承的概念数字，契丹人就是这样认识的。如《韩简墓志铭》(重熙六年，1038)言再从兄遂贞(即直心)官拜“四十万兵马都总管。”新出土汉文、契丹文对照的《北大王墓志铭》(重熙十年，1042年)歌颂墓主人万辛的功绩是“四十万之军戎咸归掌握。”两项记录可和乃贤《赠韩印书归会稽诗》形容和林盛况，所谓“带甲四十万，车庐日辚辚”(《金台集》卷二)的句子联系在一起，就是说，大漠南北的人历来认为自己是四十万众。
以后，蒙古人始终抱定这一信念。《三云筹俎考》卷二，俺答初受“顺义王”之封，立下规矩条约，对天叫誓，谓“北虏夷人四十万”。
《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卷，亦称俺答自言有“部曲四十万”。直到最末一代蒙古“共主”林丹汗，天命四年(1619年)十月二十二日致书努尔哈赤，开章明义，便称自己为“蒙古国统四十万英主成吉思汗”，而努尔哈赤复信也写道：“阅来书，汝为四十万蒙古主”，云云，均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21］。
但是，明朝一代蒙古人是按左右两翼六万户编组的，这自然与“四十万”之说相矛盾，于是当元、明交替之际，蒙古人逃出六万，三十四万遗落中原地区的“故典”便相应产生了。
游牧民族的文化传承，自然不限于上述数项，而且是将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纳入广义的文化这个含义之内的。游牧民族彼此上下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性事物，它们有的是文化传承，有相互间的授受和影响；有的则不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都要经过的，是规律性决定的东西。如子娶后母、弟娶寡嫂的收继法，如丧葬举行“烧饭”［22］之礼，如巫术巫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无论哪个游牧民族都以蒙古包(穹庐)为家，等等。而畜牧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则又是世代传承、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蒙古秘史》78节，成吉思汗的母亲以凶猛的风驼(发情期儿驼)为比喻，告诫儿子不要为恶。而《辽史·察割传》说太祖(阿保机)厌恶他“目若风驼，而有反相”。同书《女里传》称其“善识马”，见数马迹而辨其何者为骏骑。《耶律陈家奴传》，记耶律爱奴视马踪而知家马与野马的区别。《萧挞凛传》，父术鲁列，“善相马”。凡到过牧区的人都知道，蒙古等民族对于牲畜习性，特别是对马的了解，远比农夫对农作物的了解深刻透彻，尤以对马蹄迹的辨认(他们称之为“辨踪踪”)，几乎到了神奇的地步，说来人们是难以相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