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看，游牧民族的确不像定居民族那样，经济文化事业的保持与继续，并不因为改朝换代而中断。那么，游牧民族是否因此兴彼灭，其原有文化因之完全泯灭而没有历史的继续性了呢?情况并非如此。

　　如所周知，游牧民族一切都处在“动”的状态

　　然而，国家的分裂灭亡也好，民族的移动迁徙也好，人总不会跑光死绝的，历史的业绩也总会有痕迹遗传。情况常常是失败者转入胜利者的队伍，以胜利者的名称或另立第三个名称而出现在历史上。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匈奴为鲜卑所代替，其人冒名鲜卑；及匈奴被汉朝驱逐以后，其老弱妇女另立所谓“悦般国”。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

　　匈奴及北单于遁逃，指公元前57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及公元48年南北单于分裂，匈奴大虚弱二事^［2］。十余万落即十余万户，每户以五口计算，共五十余万人。以此类推，匈奴未分裂前，人口之众多是非常可观的。

　　《北史·西域·悦般国传》：“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

　　金微山，俗说为阿尔泰山。康居，今撒马儿罕。羸弱，指老弱妇女，又谓之“累重”，后世蒙古人称日“奥鲁”^［3］。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窦宪逐匈奴，匈奴西走，在公元89年，既繁衍为20余万，则基数亦必在数万以上。有人主张悦般国即西方历史学者所说的Avar，证据似嫌不足，不如仍视作匈奴后裔为妥当^［4］。

　　这种由甲变乙，或另立新国家，形成新部落，在游牧民族战斗频繁、吞并激烈、你来我往的重大变革中，理应数见不鲜；从现象看，似乎人消失了，历史业绩也泯灭不存了。实际不然，人既不曾消失，民族也不曾完全破裂，他们创造的一切一切，是以“隐蔽形式”，似明似暗地、无声无息地默默留传着，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军政制度、风俗习惯乃至思想观念上的彼此传承；相形之下，经济发展反不突出。道理很简单，畜牧业生产只是简单的牲畜再生产过程，产品种类有限，却四季繁忙，且又技术性较强，这样，便不为手工业生产创造便利。一句话，须知畜牧业本身是不产生复杂、精巧工艺品的，因此它特别需要商人的交换和工匠的制作。   

　　在国家组织上，游牧民族普遍实行千百户这种既是生产者又是战斗者的兵民合一制度，而蒙古人严密的千户百户组织对于他们的称霸世界及历史悠久，起了促进与保证作用。千百户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匈奴与柔然。《汉书·匈奴传上》：  “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柔然的千人为军，万人为幢，必来源于匈奴的千长、百长。  《北史·蠕蠕传》：社仑可汗“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万人为幢，幢置帅一人”^［5］。匈奴、柔然以外，突厥、回纥、契丹乃至女真人几乎无一不有千百户组织。   

　　另外，《匈奴传》提到“举事常随月，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这一古老习俗，亦为突厥、契丹所沿袭。《隋书·突厥传》：  “候月将满，数为寇钞”。《资治通鉴·后周纪一》太祖广顺元年(915)正月癸酉日下胡三省注：契丹“用兵以月为候”。《黑鞑事略》称蒙古人“择日行事，视月盈亏以为进止”。原注：“出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案：，月之三日，即新月初见貌。下弦，月之二十三日前后。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第三章：“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新的事情，因此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并向它下跪祈祷。他们并且说，太阳是月亮的母亲，因为月亮是从太阳那里得到它的光辉的。”具体的例子，罗布桑丹津《黄金史》称，成吉思汗是壬午年(1162)仲夏(四)月十六日的日月红圆之日卯时降生
的^［6］。《蒙古秘史》81节，记泰赤兀捕捉铁木真，适当四月十六日于斡难河岸上做宴会。直译为夏季头月(即四月)的十六“红圆光日”。193节记鼠儿年(即1204年，甲子)夏季头月的十六“红光日”成吉思汗祭了纛去征乃蛮，逆着客鲁涟河行进^［7］。此事，《圣武亲征录》作“望日祭纛，诘朝进兵”。望日，月之十五日，实则十五日祭纛，十六日进兵^［8］。

　　《北史·斛律金传》称：“金性敦直，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9］其子光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无不中”。只可惜，此种兵法无从详悉其内容为憾事。《蒙古秘史》98节，女仆豁阿黑臣告知铁木真的母亲：“马跑的声音像地震似的”，而知泰赤乌人来侵。或与之相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