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有几点很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供诸位参考。
第一，自多瑙河至长城地带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区，是游牧和半游牧人的活动舞台。早期游牧人文化，在其形成的初期阶段
即以兵器、马具和所谓“野兽纹”艺术为典型特征。这种草原文化的形成期大约在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头几个世纪，即青铜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时期。但这一发展过程是漫长的，而且也不会是绝对同步的。一般认为，斯基泰文化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49］。有人认为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发现了阿尔然王陵，有人又提出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前7世纪，代表性的地区有：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和前高加索、亚速海沿岸、中央哈萨克斯坦、阿尔泰、米奴辛斯克盆地、图瓦、蒙古、鄂尔多斯［50］。但是，我们很难认同斯基泰文化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之说，因为得不到考古资料的证实。如果用所谓“斯基泰三要素”来衡量，无论是黑海北岸和咸海沿岸，还是图瓦、阿尔泰和米奴辛斯克盆地，公元前7世纪以前的文化遗存(除阿尔然王陵之外)，显然还都处于很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尽管出现了兵器、马具和“野兽纹”艺术，但内涵并不丰富，而且各地的文化内涵各具特色，只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之后，相似的兵器、马具和“野兽纹”艺术的某些母体在广袤的欧亚大陆草原传播开来。相对而言，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要比其他地区丰富，兵器、马具和所谓“野兽纹”艺术的种类、制作技术，都超出了年代相当或略晚的其他地区早期游牧人遗存，而且形成的时间并不比其他地区为晚。由此可见，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兵器、马具和“野兽纹”艺术并非来源于前斯基泰或早期斯基泰文化，而是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因此，那种认为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人文化来源于一个共同中心的见解是缺乏根据的。
第二，夏家店上层文化地处欧亚大陆草原的东端，同先进的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相毗邻。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同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在欧亚大陆草原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人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不是表现在某一个方面，而是表现在文化内涵的各个方面。如果用“斯基泰三要素”来衡量，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兵器包括各种形制的青铜短剑、剑鞘、盔、盾、矛、管銎斧和戈、镞等；车马器有衔、镳、铃、銮玲、轭等；动物纹样包括浮雕、透雕和圆雕形象。这些发现充分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已是一个相当成熟、地域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因此，那种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来源于西部草原地带的观点显然是毫无根据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以往人们总是把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作为“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东传的终点，特别是将中国北方草原古代动物纹样归结为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传播或影响的结果。早年国人曾将这类器物直接称之为“西番片”或“斯基泰式铜器”，目前虽然已无这类称呼，但所谓“斯基泰风格东传”的认识在人们的观念中深深扎根，挥之不去。实际上，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样包括浮雕、透雕和圆雕形象，在该文化的繁盛期(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在欧亚大陆草原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丰富的动物纹样。有人将斯基泰“野兽纹”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前6世纪；2.公元前5世纪；3.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51］。作为“斯基泰野兽纹”源头之一的伊朗萨盖兹市地区齐维耶墓地出土的野兽纹器物，其年代也只是公元前7世纪［52］。另外，自从发现阿尔然巨冢，以及在蒙古、外贝加尔、图瓦和阿尔泰发现大量雕刻鹿形象的鹿石之后，有些学者已对斯基泰“野兽纹”东传的理论提出了怀
疑［53］，这是因为鹿石及阿尔然巨冢的年代要早于公元前7世纪，如果说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野兽纹”是斯基泰文化东传的结果，就已失去了年代上的根据。更何况，斯基泰“野兽纹”的早期母体如屈足伏卧鹿、卷曲成环的猛兽(虎、豹)形象等，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繁盛期(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就已出现，譬如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M1出土的伏卧状鹿纹牌饰［54］、小黑石沟M8501出土的卷曲成环的虎纹牌饰及装饰马衔的卷曲豹形象等［55］，年代都早于公元前7世纪，显然同前斯基泰或早期斯基泰“野兽纹”毫无关系。只是公元前5世纪之后，斯基泰或阿尔泰艺术风格及某些艺术母体，对中国北方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产生了影响［56］。
第三，夏家店上层文化为探索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人文化的形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早期游牧人文化形成于青铜时代晚期，但其形成的初期经济形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畜牧业，而绝大部分仍然处于定居的半游牧状态，只是畜牧业和狩猎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很难用“居无常处”、“逐水草迁徙”来理解早期游牧人初期的情形。当然，不能因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从事一定的农业，就将其排除在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范畴之外。实际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充满草原文化的气息，无论是埋葬习俗和陶器，还是兵器、车马器、装饰品及动物纹装饰艺术，同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遗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该文化的居民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确认为山戎的话，这不仅在文献中多有记载，而且像南山根M101、小黑石沟M8501等大型石椁墓内发现来自中原地区的簋、鼎、罍、
、壶、尊、匜尊、等青铜礼器，包括商末周初至春秋初期的各时代之物［57］，有的器物上有铭文，少则4字，多则90余字，足见同中原诸侯国有着频繁的接触。与此同时，该文化同南面和东面相邻青铜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但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否同黑海北岸的前斯基泰文化和中亚的前萨基文化发生过接触，在考古资料中得不到反映。也无证据说明该文化的居民向阿尔泰、图瓦和米奴辛斯克盆地迁移，因为从人种方面分析，蒙古西部、阿尔泰、图瓦的古代居民属于欧罗巴人种，而蒙古东部、外贝加尔地区的居民则为蒙古人种［58］。从文化内涵方面考察，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木文化［59］、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均以木椁墓和多人葬为主，显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不搭界。至于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则以石棺墓和单人葬为主，墓内出土的青铜短剑、管銎斧、刀、斧、各种联珠形饰、双尾垂饰、镜形饰、衔、镳，以及卷曲成环的猛兽形象［60］，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同类器物及艺术风格颇多相似之处。夏家店上层文化以石棺墓和单人葬为主，同“石板墓”文化的墓葬结构和葬俗接近，又都同属于蒙古人种，无怪乎有人曾推测匈奴文化源于夏家店上层文化［61］。尽管此说目前还难以被人所接受，但足以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同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所谓“石板墓”文化关系密切。但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是否向北迁移，以及该文化的影响是否向西波及到更遥远的地区，目前还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第77～81页。
［2］同［1］，第80页。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43页。
［4］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第38页。
［5］齐晓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第64页，海洋出版社，1991年。
［6］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第177～208页。
［7］朱永刚：《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二)，第362～37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8］朱永刚：《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考古学报》1998年第2期，第133～152页。
［9］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第63～71页。
［10］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第7～9页。
［11］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第451～500页。
［12］林：《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74～181页，知识出版社，1996年。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图一九，4；图版柒，9。
［14］赤峰市博物馆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第5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图六；图版柒。
［16］王大方：《宁城打击盗掘古墓犯罪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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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同［19］，стр．10.
［21］同［19］，табл．1,13.
［22］同［19］，табл.2,48～70.
［23］同［19］，табл.2，19～22.
［24］同［19］，табл.2，1～11．
［25］同［19］，табл.2，29、78、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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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26］，таб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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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同［4］，图版玖，7。
［42］同［14］，图一九，11；二三，4、6。
［43］项春松：《小黑石沟发现的青铜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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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同［44］，табл.61，4、6、7、19、24、27，62，1～7．
［48］同［44］，табл．61，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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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同［40］，стр.57．
［54］齐晓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58～72页。
［55］同［14］，图一九，11；二三，4。
［56］乌恩：《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第46～59页。
［57］同［12］，第179页。
［58］Э.А.Новгородова.Древняя Монголия(古代蒙古).Москва.1989.стр.314.
［59］同［58］，стр.257～315．
［60］В.В.Волков.Бронзовый и ранний железный век Северный Монголии(北蒙古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Улан—батр.1967．рис．4，17～21；5，2、3；7，1～5；13，1、2、4、6；15；20，7、8；Н.Л.Членова.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石板墓文化)—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Москва.1992．стр．247～254．табл.101～103．
［61］С.С.Миняев.К проблем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сюнну(论匈奴起源问题)—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о изучению культур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выпуск.9.Москва.1985.стр.76～77.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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