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以压印几何纹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原始文化的传入。这种来自渤海湾西岸或更南一带的中原文化因素北上后，在渤海湾北岸到努鲁尔虎山以南一带，与兴隆洼晚期文化遗存相遇，并相互吸收融合，形成了赵宝沟文化，具体时间，约在距今7000年以前。两种发达的古文化因素相遇、撞击而重新整

　　赵宝沟文化晚期，西辽河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已经出现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其显著标志即是成批饰有鸟兽纹的精美陶尊和刻有人面纹彩石石斧的出现^［6］。前者的用途是专供典礼祭祀，后者则属权杖部件，二者同属礼仪重器，这是当时社会出现了明显的脑体分工，并进而分化出上下等级阶层的具体体现。 

　　其次是中原后岗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等其他文化因素的传入，结果是导致红山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并趋向繁荣。 

　　在兴隆洼文化时代，西拉木伦河中游的林西、巴林右旗一带，还存在着一支以素面夹砂陶质筒形罐为典型特征的文化遗存。在赵宝沟文化形成的同时或稍后，这种文化遗存在西拉木伦河以南与努鲁尔虎山以北之间，与查海类型结合，并吸收东北平原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著名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一开始就有着不同寻常的较高起点，其标志是早在其前身查海类型时期，便出现了以龙纹浮雕为装饰图案的陶器和制作精美的玉器群，这些都属于由于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礼仪用器。 

　　现有的研究结果初步揭示，红山文化在本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期别^［7］：第一期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老官台文化到半坡文化之间，其特征是以夹砂陶为主要陶系，泥质陶开始占一定比重，施有之字纹的筒形罐为最常见陶器。这种情况表明，此间的红山文化，主要是继承发展了本区土著传统的文化因素。

　　第二期的年代相当于半坡文化前期到晚期。此间中原后岗一期文化缘太行山东侧北上，经由张家口一带分别向西传入内蒙中南部的岱海和包头地区，向东北传入西辽河地区。由于受后岗一期文化影响，本区出现了泥质彩陶，从此进入彩陶时代，具体时间，约在距今6300年前。

　　第三期的年代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当。在此期间，继后岗一期文化传入之后，庙底沟文化因素也大量涌入西辽河地区。在庙底沟文化影响下，红山文化彩陶走向了繁盛。就是在这个时候，以玫瑰花为特征的中原华（花）文化同以崇龙为传统的北方龙文化在西辽河地区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汇合，从此，西辽河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面貌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赵宝沟文化的起讫时间，约当红山文化的一、二期发展阶段。当历史进步到红山三期文化时，强盛一时的赵宝沟文化趋于衰落消失，红山文化在本区取得了支配地位。此时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兴隆洼晚期文化，已约在赵宝沟文化晚期时代，发展成为富河文化，大体上与红山文化保持南北并立局面。当时，这两种并存的古文化经济特点是：红山文化农业发达，而富河文化则渔猎见长。由于势力较强的红山文化经常把势力范围推进到西拉木伦河北岸，因此，这两种古文化又时常呈南北交错态势。 

　　当红山文化进入第四期发展之际，西辽河地区出现了空前的文化荟萃势头。20世纪70年代，有关考古部门在赤峰市北部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发现了一件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彩陶筒形罐^［8］，器体造型鲜明地体现着本区根深蒂固的土著文化传统，但器表却分别绘有来自中亚的菱形方格纹，来自黄河中游华山脚下的玫瑰花纹和西辽河本土的龙(鳞)纹。这是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诸种优秀古文化在西辽河地区交流汇注的典型例证。

　　在这一时期，中原传统的玫瑰花与西辽河传统的龙(鳞)纹，共同成为彩陶器物上的习见装饰纹样。以形制高度规范化的各式玉龙为代表的玉质礼器同绘有精美玫瑰花纹饰的彩陶筒形器，成为最为惹人注目的为某种强权服务的礼仪用器。与此相适应，出现了以“庙、坛、冢”为代表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国家的雏形已经出现，铜器的冶铸也已开始，此时，西辽河地区的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在多种外来文化纷纷涌入西辽河地区的历史背景下，小河沿文化迅速崛起。分析小河沿文化内涵，可以看出，其彩陶器座上的八角星纹图案，来源于黄河下游泰沂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这种图案，在江淮一带的良渚文化玉器上，也曾出现^［9］。其曲腹钵，侈沿曲腹双耳盆，则来源于黄河中游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由于小河沿文化继承了本地传统文化的进步因素，并兼容并蓄了黄河中游、下游的有生文化因素，因此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活力。小河沿文化出现后，迅速将其活动范围推向本区全境，其遗存分布，几乎与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重合，中心地带，似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和老哈河下游一带。在小河沿文化社会中，贫富分化已经很明显，崇鸟习俗颇为流行，已经出现了图像文字。这些情况表明，其社会发展进步程度，大体上与红山四期文化相当。

　　红山四期——小河沿文化时期，西辽河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到了顶点，与此同时，我国南北各地出现的几支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已接近尾声。接下来在本区出现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是我国境内出现的一种时代偏早的发达青铜文化。当时社会已经具有了高度发展的原始农业，青铜制品已属常见。形制规整、绚烂精美的成套彩陶礼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成就和高度发展的观念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西辽河地区崛起了规模可观的成批城郭，大者占地10余万平方米，有房址600余座，并在城墙外侧加筑了半圆形建筑和壕沟，来作为加强性防御设施，表明当时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冲突已十分剧烈。在阴河北岸50余公里的近水台地上，存留下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筑城址至少不下50～60处，犹如一条城堡防线，苏秉琦先生认为具有“原始长城”性质，这种现象发人深思。墓葬资料表明，当时的社会成员不仅贫富分化明显，而且等级制度井然，三代时期社会上层人物专用的爵也成为当时的习见礼器。其年代测定，距今约4500～3500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