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大兴安岭东南麓和燕山北麓夹角地带的西辽河流域，大体上位于东经117°～123°，北纬4l°～45°之间。在中国地理上，这里是衔接东北平

　　近万年以来，西辽河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发展面貌，可以大体上划为早期的农耕文化和后起的游牧文化这样两个发展时期。导致本区文化面貌和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改观的主要原因，在于气候环境的改变。    

　　大体说来，本区早期的农耕文化包括红山诸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距今约8000～3500年。此间的西辽河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历着全新世中期的气候最宜期，雨量充沛、空气暖湿、湖沼发育、泥炭沉积。由于地近燕山和大兴安岭夹角之间的浅山丘陵，相对高亢的地势条件，为这里的古人类提供了较其他地区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因此，在这一时期内，先后在这里序列发展起来的诸种早期农耕文化，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论其水平，大体上与同期中原文化相当，个别时期，甚至还略显先进。许多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规定性作用的文明因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在西辽河地区。

　　距今3500年前，由于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西辽河地区开始向凉干型气候转变，随之而来的即是湖沼消减、森林退缩、草原面积扩大。同时，由于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土质疏松，地表堆积是以沙质为主的第四纪松散沉积物，红山诸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以来，人口的逐年增加和土地的过度开垦，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地表开始出现沙化。森林、草原、沙地相间的地理条件和逐渐趋于凉干的气候环境，决定了西辽河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调整。从此，这一带的经济类型开始了由农耕为主向游牧为主的转变。

　　西辽河地区后起的游牧文化，大体上包括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乌桓、鲜卑、契丹、蒙古文化，经历了青铜时代中、晚期和整个铁器时代。在此间300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西辽河地区经历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全程。这一时段，西辽河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与中国北方游牧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外传播等重大课题密切相关。

　　本文试图从区域文化彼此交流传播的角度，通过考察西辽河地区早期农耕型文化在各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化机制和文化面貌，来进而考察西辽河地区古代历史文化在中国北方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目前所知，西辽河地区较早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其分布范围，东起医巫闾山，西逾大兴安岭，北过乌尔吉木伦河，南迄渤海湾北岸^［1］。大体说来，兴隆洼文化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白音长汗类型^［2］，老哈河、教来河流域的兴隆洼类型^［3］，以及医巫闾山以西、大凌河一带的查海类型^［4］。

　　兴隆洼文化的代表性生产工具是大型有肩石锄和方形石铲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其经济类型极富地方特色，即在发达的农业生产工具中伴出丰富的细石器和骨器，表明其产业结构是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这一特点，取决于西辽河流域特殊的地域环境。这一带山林广布，河湖交错，前临渤海，背依蒙古草原，既适合农业垦殖又有得天独厚的渔猎资源。这就是本区后起的诸种文化类型都含有丰富的细石器的根本原因。商周以后，西辽河一带农业因素减弱，而牧业比重增加，但渔猎经济始终兴盛不衰。这种生产格局，一直维持到中古的辽朝。

　　兴隆洼文化的陶器制作，主要采用泥圈套接法，典型的器物是平底筒形罐。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兴隆洼文化的发展演化可分为三期：早期的陶器流行交叉状压印纹；中期在交叉纹基础上兴起了压印之字纹；晚期交叉纹消失，之字纹趋于规整成熟且占据了主导地位^［5］。

　　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了布局严整、规模庞大的聚落群址，表明其社会组织已相当完备。从发现的数量可观的石刻或蚌雕人物造像分析，当时的社会观念形态已经超越了自然崇拜而进步到祖先崇拜阶段，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倾向已露端倪。在兴隆洼、白音长汗和查海遗址，都发现了玉器群，说明我国的崇玉习尚早在8000年前就已经滥觞。在查海遗址，还发现了饰有龙纹浮雕图案的陶器残片，这是当时社会流行崇龙习俗的具体例证。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兴隆洼文化是8000年前在西辽河一带独立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崇龙尚玉，重人事是当时西辽河土著文化的流行社会时尚，而平底筒形罐和之字形纹饰以及伴出丰富的细石器则是西辽河土著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这种特色鲜明的文化传统在本区后起的诸种新石器文化遗存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始终起到一种主导性的推动作用。

　　兴隆洼文化经历了近千年时间的发展后，趋于衰落。在这种背景下，邻境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某些有生文化因素应时趁机渗入，从而导致了文化上的交流、撞击、裂变与重新整合，结果是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相继出现，西辽河地区的古文化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