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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辽河地区早期农耕时代城的起源及其发展


田广林

  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的许多社会史学家,都把城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指标,这是因为,筑造城堡不仅需要高度发展的社会劳动能力,而且还需要某种社会强权来作为组织基础,同时,城的选址和建筑规制,则需要根据一定的礼仪观念。    

  我国上古文献中,“国家”和“城邑”的概念十分接近。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表示国家的字汇有“邑”,有“国”,有“邦”。其中:邑,从从人,像人居城下之形。商朝或商都,甲骨文记作“大邑商”,由此足见当时城与国家政权的密切关系。国,从从戈,意思是执干戈以卫城邑。周代,凡君所居之城皆曰国,故须以武力护卫之。邦,从丰从邑。从丰即从封,意为以手植树以为封界,封界之内筑有城邑,整个封界范围即为邦。东汉经师郑玄在解释邦和国的关系时说:“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1]据此可以认定,“邑”、“国”、“邦”在上古时代,都是用来指代国家政权的字汇。这几个字有一个特点,即都从者,围也,是围护的意思。最初是围沟、栅栏,后来发展为围墙。围墙出现后,人们给它取个名叫“城”。“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2]商周之际,君都住在城中,并借助城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城既是国家政权的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是国家的象征。     

  城的起源,由来久矣。在西辽河流域,其渊源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其后,由红山文化而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我国早期的城,在西辽河早期农耕时代,经历了一个由起源到发展的系统过程。大体说来,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这是城在西辽河地区的萌芽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时期,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3],此间的城在西辽河地区已经趋于形成;第三个阶段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历史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早期,这是城在西辽河地区正式兴起并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

  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是西辽河地区年代较早的两种早期农耕文化,此时西辽河地区的聚落形态,已经出现了后世城的若干萌芽因素。由于目前已知的文物考古资料,以兴隆洼文化较为完备,故本文探讨西辽河地区城的起源,主要以兴隆洼文化的材料作为例证。 

  现已查明,兴隆洼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上是东起医巫闾山,西逾大兴安岭,北过乌尔吉木伦河,南迄渤海湾北岸[4]。目前已知,可分为三个类型,即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白音长汗类型[5],老哈河、教来河流域的兴隆洼类型[6],以及医巫闾山以西和大凌河一带的查海类
[7]。兴隆洼文化是一种在西辽河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考古界依其陶器制作的熟练程度,推测其出现时间可能要上溯到距今万年左右。目前,兴隆洼文化两个类型的遗址都已经过科学发掘,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兴隆洼遗址。  

  兴隆洼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东南牛河支流岸边的一处台地上,这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新石器中期聚落遗址。从1983年至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先后在这里进行了6次发掘,揭露总面积已达3.5万平方米 ,经发掘探明,这是一处有围沟环护的村落遗址,整个围沟呈不规则圆形,东北—西南为183米 ,西北—东南为166米 ,周长约570米 。围沟现存口部宽度约为1.5~2米 ,深约1米 ,在围沟的西北角留有一个4.6米 宽的缺口,作为出入的通道。  

  整个围沟圈护的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共发掘出房址160余座,这些房址分别属于这个遗址的早期、晚期和后起的红山文化。其中,兴隆洼遗址早期房址数量多而且面积大,共有100余座,在围沟内呈西北—东南方向整齐排列,约有10排,每排约有10座,整个布局秩序井然,已经具有街区规模。十分明显,这是经过统一而周密的规划设计的结果,房址外侧的围沟,就是为了圈护这批房子所设的。晚期的房址与早期相比,面积较小,分布在西部围沟内外[8],已经与围沟的关系不大。  

  兴隆洼遗址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呈圆角长方形或方形。早期的居室面积偏大,一般为50~70平方米,最大者达140平方米 ,位于整个遗址的居中位置,推测可能是用于典礼或集会的公共场所。有关专家认为,兴隆洼遗址的建筑技术和居住条件与国内同期存在的几支中原文化相比,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房址面积偏大应是当时社会“聚族而居”生活方式的具体反映,每一个房子居住着一个血缘大家庭,这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单位。如果每个大家庭的人口有10人左右,则这个聚落的人口总数在千人上下。倘此推测成立,这种拥有千人左右的庞大聚落,在当时应该具有异乎寻常的性质。 

在西拉木伦河北岸发现的白音长汗遗址,也是一处保存较好的兴隆洼文化村落遗址。整个村落明显地分为两个区域,周围有一条围沟环绕,形成一个不规则圆形聚落。由此可见,以围沟圈绕村落,在兴隆洼文化时代已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分析这种围沟的用途,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为界定聚落范围,二为防御野兽和异部的袭扰,这两种用途都共同包含着一个基本的功能,即“所以盛受人物”。可以认为,这种带有围沟而规模较大的聚落,已经具有了城的萌芽因素。由此可知,我国最早处在萌芽状态中的城的特点是:1.城墙是由围沟和挖掘围沟所翻上来的土堆成的土壁所组成,为了增加防御能力,在土壁之上有时可能还要加上栅栏;2.聚落一般为不规则圆形,所谓的“方城”尚未出现;3.聚落内的居民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化,有了身份地位上的等差,其证明就是中心特大房址存在和成批玉器(礼器)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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