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岭与南岭之间

　　秦岭南坡山势渐平缓，受季风影响，雨量充沛。南岭多低山与丘陵交错地带，除个别地段达到海拔1500～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和犀(Rhinocerossp.)^［53］，罗家角也发现了亚洲象(Elephasmaximus L.)^［54］。因为象、犀多生活在热带，所以证明这里与北方磁山一样，气候也是稍温暖的。

　　稍后的崧泽文化，据孢粉分析，有青岗栎、栲，证实当地为常绿阔叶和阔叶——落叶的混交
林^［55］，气候也比现在暖2～3℃。长江北岸的海安青墩孢粉分析证明原生层和相当北阴阳营的第四层气候也较温暖。至于相当良渚层，草木花粉，藜科(cheno podiaceae)显著增多，年生植物的十字花科(Cruci ferae)，还有禾本科(Gramineae)仍居多数，木本植物有落叶阔叶类栎(Quercus)、针叶类柏科(Cupre ssaceae)和松属(pinus)，属森林草原植被，气候稍微温凉。由于草本植物十字花科(Cruci ferae)大量出现，反映人类已经栽培作物^［56］。

　　无论长江中下游的资料或黄河中下游的资料，都一致地证明当时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气候，比现在要稍暖一些。

　　这种充沛的雨量和温暖的气候，非常适宜稻作发育，河姆渡已经发现了籼亚种中晚型水稻(Oryza sativa L.sudsp.hsien Ting)，而罗家角出土的稻粒比河姆渡的小，有籼稻和粳稻两种。可证距今七千年之早，长江下游已经栽培了水稻。关于水稻的起源，虽然华南有三种野生
稻^［57］，因而有云贵起源说^［58］。但是丁颍先生从文献上考察长江流域也有野生稻，结合河姆渡文化中的籼稻，则长江下游的低地首先从野生稻驯化成稻谷，也是有很大可能的。但是无论稻谷或粟类的驯化，都是特定时间特定气候条件的产物。

　　此外马家浜文化中的吴县草鞋山，崧泽文化中的青浦崧泽，良渚文化中的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上海马桥，大溪文化中的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帝庙、松滋桂花树，屈家岭文化的淅川黄楝树、郧县青龙泉、京山屈家岭、朱家嘴、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59］等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诸遗址，都发现了稻谷或茎叶的遗存，可知当时普遍地栽培了水稻。这种水稻有从低地向高地发展的趋势，也有从较小地域向较大地域发展的趋势。

　　从事稻作农业的河姆渡人，头骨上有一般蒙古人种的形态。而在突颌特征上又反映出兼有与某些现代赤道人种相似的性质。北阴阳营人的下颌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在部分体征上与华北古代人组相去较远，接近当地的现代组。

　　所以，长江流域从事稻作的主人与黄河流域从事粟作的主人在体质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秦岭以南、汉水流域、淮河流域这东西一线，是黄河流域以粟作农业经济类型为代表的诸文化，和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经济类型为代表的诸文化的接触地带，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

　　(四)南岭以南

　　南岭以北属长江流域水系，南岭以南属珠江流域水系，土质多为赤红壤或砖红壤，年降水量为1700～2000毫米，属亚热带气候，常绿阔叶林带。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常年适宜稻作生长。曲江石峡遗址的T 43(3)窖穴，出土数百粒炭化稻谷，M2l、39等9座墓也出了炭化稻谷米粒和凝成的土团。经鉴定有籼亚种(O.S.L.subsp.Hsien Ting)和粳亚种(O.S. L.subsp.Keeng Ting)^［60］，这证明珠江上游既出现了籼稻又出现了粳稻，比河姆渡仅有籼亚种水稻，显然增加了一种。在这种红壤粘性很强的地带，石峡长大的石镢和石铲，是栽培稻谷的有利工具。

　　珠江流域栽培水稻的主人，增城金兰寺人头骨形态上有明显的蒙古人性质。稍后的佛山河宕人颅骨形态，虽然依然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但更接近现代南亚人种。因此珠江流域的人体特征与长江流域的人体特征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因此，南岭和武夷山是长江流域诸文化和珠江流域诸文化、闽江流域诸文化的接触地带。

　　总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接触地带，决不会仅此三个，今后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发现新的文化接触地带。

　　注释：

　　［1］小牧实繁：《先史地理学研究》，第106～129页，1937年。

　　［2］刘华：《内蒙东乌珠穆沁旗霍尔赤根河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第34页转第17页，《考古》1960年第6期。

　　［3］江上波夫等：《内蒙古长城地带》，第37～46页，1935年；小野昭：  《内彐ンゴリセの细石器1：7 レz》 (上)(下)，《考古学研究》第19卷第2号，第22～46页(上)、 第19卷第3号，第78～91页(下)，1973年。

　　［4］齐永贺：《苏尼特左旗伊尔丁曼哈发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60年第5期，第85页。

　　［5］Maringer·J.,1950：Contribution to the Prehistory of Mongolia,A study of the    Prehistoric collections from lnner Mongolia.Reports from the Scientic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Publication 34 VII Archaeology 7.PP03～121.

　　［6］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第2期，第97～105页转第150页。

　　［7］斯琴：《准格尔旗窑子梁仰韶文化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第130～132页。

　　［8］吉发习、马耀圻：《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4期，第308～319页。

　　［9］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复查》，《考古》1966年第3期，第115～121页转146页。

　　［10］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0期，第490～491页。

　　［11］汪宇平：《内蒙古伊盟达拉特旗瓦窑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1期，第9～11页转第55页。

　　［12］齐永贺：《内蒙古白音浩特发现的齐家文化遗物》，《考古》1962年第1期，第22页。

　　［13］钟侃：《宁夏陶乐县细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第5期，第227～229页。

　　［14］钟侃、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年第5期，第232～233页转第244页。

　　［15］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一辑，第27～28页，1981年。

　　［16］安徽省博物馆：  《试谈安徽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长江下游诸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83～87页，1980年。

　　［1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第1～12页。

　　［1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1期，第1～3页。

　　［19］长办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10期，第519～521页。

　　［20］魏京武：《汉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第197～115页，1980年。

　　［21］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47～190页。

　　［22］南京博物院： 《江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1页，1979年。

　　［23］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第283～324页。

　　［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第1～76页，1965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  《考古》1983年第1期，第17～29页。

　　［26］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第461～490页。

　　［2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沁阳板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5年第9期，第433～439页。

　　［2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图版陆柒～陆玖，1958年。

　　［29］何国雄：《江西定南发现新石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第61、62页。

　　［30］周世荣：《湖南南岳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6年第4期，第217、218页。

　　［3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仁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第5～7页。

　　［32］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第83～119页。

　　［33］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石峡发掘小组：《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第1～15页。

　　［34］Lee·J.S,1939:THE GEOLOGY OF CHINA， London：Thomas Murby and Co.1939.Fig.66.A Simplified tectonic map of Eastern Asia.

　　［35］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地貌》，第7页，1980年。

　　［36］周昆叔、叶永英、严富华：《察右中旗大义发泉细石器遗址花粉分析》，《考古》1975年第1期，第25、26页。

　　［37］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7页，1969年。

　　［38］刘观民、徐光冀：《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第74、75页，1979年。

　　［39］江上波夫：《考古学上农耕民上游牧民》，《北方文化の研究》，第4～7页，1951年。

　　［40］刘东生等：  《中国的黄土堆积》，第74页，1965年。

　　［41］朱炳海：《中国气候》，第70、71页，1962年。

　　［42］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动物地理》，第76页，1979年。

　　［43］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骼》，《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第340、341页。

　　［44］李有恒、韩德芬：《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西安半坡》附录二，第261～263页，1963年。

　　［4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第476～478页，1979年。

　　［46］周本雄：《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扬子鳄遗骼》，《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25l～260页。

　　［47］佟伟华：《磁山遗址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48］耿以礼等：《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第705～713页，1959年。

　　［49］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秦岭植物志》第一卷《种子植物》，第一册，第160页，1976年。

　　［50］田河祯昭：《中国农耕文化原初形态——仰韶文化原始农业》，《史学研究》120号，第75～96页，1974年。

　　［51］贾文林：《从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看当时农用地开发利用的趋势》，《农史研究》第二辑，第59页，1982年。

　　［52］潘其风、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第85、86页。

　　［53］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97页。

　　［54］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第47、48页。

　　［55］王开发、张玉兰、蒋辉、叶志华：《蒿泽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第63页。

　　［56］张嘉尔：《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孢粉鉴定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89页。

　　［57］广东农林学院农学系：《我国野生稻的种类及其地理分布》，《遗传学报》第2卷第1期，第31～35页，1975年。

　　［58］柳子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遗传学报》第2卷第1期，第23～30页，1975年。

　　［59］杨式挺：《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传播》，《农史研究》第二辑，第73～77页，1982年。

　　［60］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第23～28页。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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